当我们讨论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时候，一些场景会反复出现。一个是干旱和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大规模迁徙；另一个是正在沉没的小岛以及失去家园的人们。这两个场景都足以震撼人心，极端简单的呈现方式却包含着十分复杂的问题。气候变化在人口迁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已知的事实有哪些？此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问题？
气候变化、冲突和人口迁移
2015年,在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PNAS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声称气候变化造成大规模多年性干旱以及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从而引起了叙利亚的冲突。文章作者重复强调了环境安全辩论中一个常见的论调，依靠过于简单化的因果关联将（由于干旱造成的）资源短缺、人口迁移和冲突三者联系在一起。此类论调存在诸多问题——它过于强调气候变化发挥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根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夏特的说法，大量的城乡人口迁移在干旱发生前的多年就已经发生了，并由于农业政策的自由化所引起。叙利亚专家弗朗切斯卡·德·沙泰勒在《镜报》网站文章中评论上述报告的结论时表示：“气候变化不仅（与人口迁移）毫无关系，甚至强调它的作用都是有害的。”
在今年九月，《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变化如何造成难民涌入欧洲》的文章，而该文章正是基于PNAS的研究报告撰写。这是我们在气候-人口迁移问题讨论过程中常见的一种模式：所谓的“气候难民”或者“气候移民”只是用来吸引点击量的诱饵。考虑到PNAS文章本身的误导性，此事的情节不仅更加恶劣，而且对于移民者来说也是十分危险。首先，它掩盖了迁移和流离失所的真实原因。第二，它将移民者笼统地归为一个“群体”，而完全不考虑造成人口迁移的社会不平等。第三，它在欧洲和其他接收移民的国家人民心中播种了恐惧，让他们觉得“气候野人已经兵临城下”，而这只能恶化现存的排外主义情绪。
“沉没的小岛”与第一批气候难民
虽然叙利亚是近来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我们对“气候难民”的认识更多是通过图瓦卢、基里巴斯和卡特里特群岛等小岛国的人民所获得。一年前，当一个图瓦卢家庭以受到气候变化威胁为由在新西兰获得居留权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发出了“是否气候难民时代已经开始”的提问。《琼斯夫人》杂志则对此提出，“当你的国家沉没于海底，你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卫报》发表了类似地题为“气候变化‘灾难’来袭，太平洋国家为民求援”的文章。
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之外，真相本身复杂得多。卡罗尔·法博特科、希斯·拉扎鲁斯等学者提出，存在一种“轻视受影响人群在漫长历史中普遍迁徙的倾向。图瓦卢的案例将作为家常便饭的迁居与气候难民的叙事相提并论。”的确，“沉没的小岛”的故事只能将太平洋岛民非人化，并削弱他们的力量。现实中，太平洋岛民抵制甚至坚决反对“气候难民”的标签。实际上他们十分主动并富有韧性，在呼吁执行更严格缓解措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求他们自身的区域解决方案。正如艾诺特·汤总统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是“培训‘移民’、提升他们的技能，让他们在整体迁移而不是个体移民之后仍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难民”一词更多地为西方政客使用，以利用西方国家人民对岛民向北迁徙根深蒂固的恐惧来获取公众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近期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是，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在前往巴黎参加COP21会议之前发表的言论：她说“气候政策就是难民政策”，而如果气候变化不能得到更有效的缓解，德国将面临大量难民涌入国境的难题。她还呼吁联合国承认“气候难民”。虽然亨德里克等人希望解决造成所谓“气候难民”问题的根源的动机听起来十分高尚，但这种办法本身存在问题。政客的言论忽略了这样一点，即：将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是站不住脚的。使用《日内瓦公约》中已经做出明确定义的“难民”一词本身就是不准确的。事实是，即便那些根据现有公约框架（在不扩大覆盖范围、加入气候问题的情况下）受到理论上保护的“难民”，也已经越来越难以获得权益认可和保障。
有何实证？
我们并不否认，气候变化或者加剧的气候风险对于移民政策的决策存在一定影响，特别是当受影响的人口生计依赖资源的情况下。但气候变化和相关风险是人口迁移唯一原因的情况十分稀少。由英国政府资助的《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前瞻性报告》是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框架。报告提出，气候变化会影响现有和新兴的各种社会、经济、环境、人口和政治因素，从而驱动人口迁移行为。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个决定还与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以及其他背景因素（例如，迁移成本、现有网络等）相关。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U-EHS）推动的“降雨之地”项目对家庭利用各种迁移方式应对环境压力的做法进行了清晰的展示。这项涉及多个国家的研究分析了迁徙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所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一些群体处于“被困”状态，因为他们不能利用迁徙应对风险；其他群体则通过迁徙有效应对风险，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还有一些群体将迁徙作为一种增强其抗风险能力的战略性手段。在气候风险成为导致迁徙因素的案例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关群体的迁徙涉及跨境或者向西方国家的迁居。比如受干旱影响的农民多数时候都是选择在本国范围之内短期、短距离迁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埃塞俄比亚难民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暴力和压迫剥夺了人民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如上述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叙事一样过分强调气候因素，只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正视导致难民流离失所甚至丧失生命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适应性移民”成为一个新的热词，进入了关于人口迁移和气候变化的讨论。所谓“适应性移民”充分考虑了人口迁移可能带来的资金支付以及观念和技术转移等潜在的积极影响，给人口迁移行为增添了正面的意义。关于人口迁移对气候变化问题施加积极影响的机制和环境，我们的理解仍然有限，并且实证证据仍然较少。希望目前正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TransRe和IOM’s MECLEP等研究机构，可以帮助我们缩短这一差距。
对COP21大会的意义
叙利亚问题重新激起了公众对于“气侯移民”问题的讨论，而图瓦卢人在新西兰提出的避难申请增加了媒体和政治论坛中所谓“气候难民”的曝光度。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的确，COP21大会似乎已经成为了试验场。
经历许多论辩之后，最新版本的COP21公约草案提到了人口迁移问题，不过是在“损失与破坏”部分括号中的内容。这意味着人口迁移问题即便成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也会主要通过补偿和/或重新安置方式进行解决。如此一来，此次讨论的重点将放在气候转移安置设施上。鉴于目前的政治环境以及各方就谁来负担相关成本问题争执不下的现状，相关措施的执行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比如，瑞士希望将这个问题完全搁置不论，困难程度可见一斑。
COP21并未重点关注适应性移民的事实是一个负面的信号，并且可能会导致2010年达成的坎昆适应框架——它催生了许多关于“适应性移民”的研究——所带来的部分进展被一笔勾销。此外，我们需要更为系统地协调气候与发展政策，因为减贫、粮食安全以及建立有效的气候变化问题治理架构等问题在气候-移民的网络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尽管如此，决策者必须承认，提升移民发源地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并不能立竿见影地防止人们迁移。我们必须承认、接受并理解，迁移是全球社会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译者：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