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国际社会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大量关于中国未来排放的形式模型研究都表明，如果不对气候及能源政策进行深刻的调整，中国就很难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让很多人怀疑中国的承诺是否能够如期兑现。然而，许多国内和国际的有关中国经济和能源产业分析家都认为中国的排放可能在2030年前就已经达到峰值。二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意见分歧？哪一边又更在理呢？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系列问题：中国排放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众多模型研究是否纳入了这些变量？它们在未来将如何演化？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迅速扩大，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下列鲜明特征：两位数的年均GDP增长率；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异常之高，主要投向房地产和高耗能的重型制造业（如钢铁、水泥和铝业）；电力系统以燃煤供电为主（在此期间迅速增长）。由此可见，工业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把发电造成的排放分摊到各个电力使用部门，2000年以来工业要占中国新增排放的65%。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经济实在不同寻常：即使与人均财富相同的国家相比，工业发挥的作用也要大得多。
尽管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将向着低工业密集结构的方向转型（这对排放将产生巨大的利好效应），但这种宏观经济变化很难进行模型研究。在大多数用来进行气候政策评估的模型中，含有大量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技术细节，但经济方面的资料却是不加验证的简单照搬。格拉布及其同事（其中一位是本文作者）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对关于中国排放的模型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论文指出，中国要想降低排放就必须依赖技术，如利用能效更高的产品和低碳能源供应等。
但是，这些模型经常将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中发生显著变化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比如，上述论文指出，这些模型研究对2050年工业在中国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估算的中位数竟然超过50%！这比同等收入国家能源总需求中工业的占比要高出至少10-20%，完全排除了中国经济结构在2050年会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中国实现显著而快速的结构性经济调整，尤其是在那些影响能源需求的部门，这些模型研究对中国未来的排放预测就会差之千里了。
相比之下，那些认为中国可以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放峰值的分析家们，强调中国实际上正在对其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多方面的快速变革，这将对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国能源供应的排放强度也在降低。这正是模型研究者与定性分析者之间分歧的根源。
在后一个阵营中，格林和斯特恩指出，中国旧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中央政府制定了新的增长战略、以及2014-2015年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已经开始，这三个因素确定了未来十年中国减排行动的基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2000-2013年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环境破坏（最突出的证据就是据估计，有毒的空气污染平均每天导致约4000人死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和金融上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建设和重型制造业需求放缓并趋于饱和，地方政府和国企对这些产业的持续投资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积累，这意味着大量资本被投入了回报率极低的非生产性资产。由于这些非生产性投资主要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中国的商业债务在短短7年内增加了4倍，从2007年的7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年中的28万亿美元），中国的金融部门如今面临着一个规模巨大的呆坏账痼疾。
中国2013年上台的新一届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根本性挑战，开始大力推进新的增长战略。这个新战略可以概括为“优质增长”，即：要奠定可持续的经济基础，就要降低增长率，并集中力量实现向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型，培养生产力更强、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和创新型制造业。这一新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减少经济不平等，实现低碳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过去两年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建设热潮逐步降温，钢铁和水泥等重工业生产实现持平（2014年），然后明显下降（2015年头三个季度），而服务业则有所扩展。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以上逐步下降到2015年头三个季度的不到7%（非官方预估甚至更低）。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提高各产业的能效，非煤炭能源无论在发电能力还是实际发电量上都有了长足进步。累计来看，这些变化的影响已经相当深刻：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2000-20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8-9%，但在2014年停止增长，2015年头三个季度明显下降，同比可能减少5%以上。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在2014年已经达到峰值。尽管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确定，但即便中国的排放在未来十年中继续增长，比起2000-2013年的持续猛增，这个增长幅度也会非常平缓，大多数模型研究中都是如此预测。
中国领导人已经确认今后五年的GDP增长目标为6.5%，而许多人质疑说可能连这都达不到。有预测说，可能未来十年平均6%的增长率都会被视为“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将继续从重工业投资转向依靠国内消费、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同时能效将继续提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强度将继续下降。尽管中国的能源需求大幅回落，但非煤炭能源发展仍然非常有望持续下去。换句话说，中国正在努力减少空气污染，并在太阳能、风能及核能等零排放能源产业中寻找新的工业增长点。
当然，政治、经济和行政上的挑战会让这个转型无法一帆风顺。地方官员和既得利益者对老产业需求下降、失业和账面资本贬值的担忧可能会拖政府改革的后腿，也会限制劳动和资本流向新兴产业。更加廉价的煤炭和一大堆燃煤电厂可能会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中央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建设煤炭转化产业或者“复苏”燃煤发电。在低能源需求的大环境下，高碳电力和低碳电力之间围绕电网调度优先权的竞争将会加剧，电网运营商可能会罔顾中央政府最近关于优先在电网中调度低碳电力（即所谓的绿色调度）的国际承诺，更青睐高碳电力。中国接下来的“十三五规划”将是一个良机，可以在这些领域实施更有力的政策、提高执行能力以保证上述风险被降到最低。
但是，即便上述风险中的某些真的发生了，也很难说中国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会回到2000-2013年的状态。与许多模型研究的预测相反，现在看来这个恶梦似的情景不太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后，究竟会出现长时间的“涨停”，还是会显著下降？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