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16年春季会议（4月17日闭幕）召开前夕，世界银行发布《气候变化行动计划》（CCAP），宣布了该组织从现在到2020年的气候变化应对工作计划，时间跨度与《巴黎气候协定》一致。
到2020年，世行计划为气候项目提供290亿美元（折合1874亿元人民币），是目前年均水平的3倍。这样一来，气候融资占世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将由21%增加到28%。
世行将其预算的28%投资到气候行动将极大地引起资本市场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支持城市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气候灾害弱势社区的气候韧性。
不幸的是，“重量不重质”的老话或许在这里又会上演。比如，《气候行动计划》中多次将水电看作是 “可再生能源”。但是对于世行来说，大型水电项目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问题。纳玛达大坝（Narmada Dam）和其他一些运动已经引起了全球对大坝造成的人口动迁、生计问题、以及不可逆的环境影响等问题的关注。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世行又回到了以前鼓吹大型水坝的立场，认为大型水坝是一条为穷人提供绿色廉价能源的途径，而且还表示其能够“改善”大型水电项目。
2015年12月，来自85个国家的500个组织签署了《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真正解决措施的公民社会宣言》，呼吁将大型水电项目排除在气候融资之外。
这些组织列举了多条原因，如水坝会破坏河流的天然碳汇功能，对淡水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等。然而，最有力的一个理由或许就是，大型水坝依靠的是中央电网，因而不太可能覆盖到农村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大型水坝生产的电能更有可能被输送到大型工业项目而不是穷人。
世界银行的计划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是森林项目。《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指出，2002-2015年，世界银行对涉及森林的项目的融资达到了157亿美元（折合1010亿元人民币）。
可是，最近一项研究却显示，森林发展融资（包括面向最贫困国家的优惠融资在内）还不到国际复兴银行与国际开发协会（IBRD/IDA）年度总贷款额度的3%。那么问题来了，相对于其在能源、采矿、运输等导致森林退化的领域的投资，那些以林为生的土著村落能够从世界银行的森林投资中获得哪些好处？
《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承诺“世界银行集团（WBG）正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虽然世行高层官员信誓旦旦地（至少在他们的讲话中）承诺将采取措施应对气候挑战，但在执行层面，他们的同行是否也准备好了呢？
通常情况下，在对项目的气候影响进行审查时，项目工作团队可以酌情采用（世行提供的） “工具箱”或“指引”。
这些文件倾向于更多地聚焦项目带来的气候影响，而不是该项目在面临气候变化相关事件时的韧性。
此外，世界银行若要切实采取行动应对气候问题，就应当将重点放在评估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上。
在批准项目之前，世行应该要求对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清算，确定碳的社会成本（即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由此考虑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虽然前期评估的价值不言而喻，可是世界银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世行管理层新提出的“适应性风险管理”策略。世行将降低对尽责调查的要求，允许贷款国灵活调整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的时间。
这意味着即使违背了气候安全条例，碳密集型项目也能够获得董事会的批准。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在世行还在考虑贷款给科索沃一个褐煤发电厂的情况下。
此外，世界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程序对环境和社会评估的要求更少，而且也不必遵守气候安全条例。
这样一来，世界银行的资金就有可能用于支持鼓励开发化石能源（毫无疑问，其中还包括煤炭）的政策和补贴，从而为一些国家走上碳密集型发展道路奠定基础，而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将会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击。
世行拟定的28%的气候项目融资目标虽然值得赞许，但问题是怎样才能确保余下72%的融资能够达到其制定的远大的气候目标呢？
翻译：金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