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大错乱》中，阿米塔夫·高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气候变化这个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受到了文学界的忽视。在南亚，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为了迎合全球化的城市富裕群体，南亚的作家和出版商创造出的作品让我们忽视了那些弱势群体遭受的损害。文学界并非懵懂无知，而是积极参与到使人们忽视气候变化对贫苦大众生活造成影响的过程中。
气候变化的代价由穷人支付
让我们首先明确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污染是市场失效的典型案例，而污染的成本不会体现在相关产品的价格中。当你从杂货店购买一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车厘子的时候，交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为道路施工而进行的毁林以及一次性塑料包装的成本都没有体现在车厘子的价格当中。
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由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承担的成本或收益。一些人的确承担了外部性的成本，无论是受到冰川湖或者蚊子涌入威胁的美丽的锡金小镇，还是饱受砷中毒威胁的西孟加拉湾沿岸村民。坦白地说，我们甚至不需要举那么极端的例子。每年都有南亚城市的居民在日益加剧的高温天气中丧生。
各种外部性的承担者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穷人，都是居住在乡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他们是自己国家的弱势群体——那些文学界对这些人不仅天然地存在隔膜，更是主动地避之不及。全亚洲各国都是如此，所以亚洲地区探讨水资源问题的作品少之又少。
文学作品的生产主要以三个标准衡量：图书出售册数、获得的奖项以及本地和全球的认可度——最后一点主要通过图书节等活动上的发言体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以某种形式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深的人群排除在外。
迷思：读者不关心小事？
我在印度阅读量最大的一家新闻杂志社工作，时常会被编辑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毙掉我的选题：“我们的读者不想读这种东西。”在他看来，能花得起每周30印度卢比买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一个谜一样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关心小镇的男孩儿是不是成了孟买犯罪团体的头子，对印度大多数体育人默默无闻的生活也毫不感兴趣——除非是板球运动员，否则得过多少奖也没有用。但是，这些谜一般的读者会关心劳斯莱斯2007年在印度发售的、标价4000万卢比（大约100万美元）的新车。
这些谜一样的读者也是文学出版界迎合的对象。这些富有远大志向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关心的只是奢靡的生活，对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想都不会想。出版商认为，以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为主题，甚至于像查汶‧諾培（Chewang Norphel）在拉达克成功制造了人造冰川或者是新型砷元素过滤取得技术突破这种小的成功故事为主题的小说，都卖不出去。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些故事得不到出版社的支持，如果它们不被发表和推广，我们怎么可能培养出能在这个日益脆弱的环境中梳理出生命复杂性的作者呢？
文学奖的问题
除了出版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文学奖项的颁发。这方面主要的问题就是小国家几乎没有重要的奖项。无论是萨尔曼·鲁西迪、V·S·奈保尔、阿兰达蒂·洛伊、阿维德·阿迪加、茱帕·拉希里或是阿米塔夫·高希本人，这些印度小说“大家”（其中很多人只是印度裔而并非印度公民）获得的大多是其他国家颁发的奖项。向印度本国的读者传达乡村贫困人口与城市富裕人口之间的差异本已势比登天，使“全球”读者清楚理解这些问题更是几乎不可能。难怪奈保尔无法解释——或者无法理解——他在《幽暗国度》中描述的乡村地区。阿迪加获得布克奖的作品《白虎》甚至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而是简单地将主人公逃离的乡村称为“黑暗”。
洛伊和高希的作品都反映了地方的动态。特别是高希此前的《加尔各答染色体》、《阴影线》、《饿潮》等作品，甚至可以说是突出反映了地方动态的价值。但是对于大多数新人作家来说，追随文学巨匠的脚步就意味着远离本国乡村，追求城市化和全球化视野。他们安坐在根本感受不到热气的空调房里，为一群同样安坐在空调房里的读者写作。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对窗外酷暑中逐渐展开的悲剧熟视无睹。
边缘群体的声音
直面这一问题的小说中有一类作品取得了成功，那就是萨那什·博纳吉（Sarnath Banerjee）的绘本讽刺小说《维卡斯普利的死寂》，它的成功是证明上述观点的特例。这部小说以戏谑的方式描述了在水资源干涸的背景下，印度首都形成了若干中产和上中产阶级区，为了争夺水资源而不断冲突。这一描述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看起来就十分荒诞。现在德里的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居民区根本不需要自己寻找水源。在他们看来，走几千米寻找珍贵的水资源的场面是一种讽刺。
另一种用地方语言写作的小说也前途无量。著名孟加拉作家玛哈斯维塔∙黛薇（Mahashweta Devi）的作品一贯关注部落群体和边缘贫困群体的问题。但即便是这种通常被称为“地区文学”的作品，其本质上也往往是城市化的，掩盖了对农村地区影响最大的气候变化、干旱和洪水等气候问题的真实成本。
文学节和充满问题的资金提供者
最后就是作家可以与大众（通常只是为了推销或者宣传新书）见面的图书节和新书发布会。这些活动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既有尊贵嘉宾，（理论上）也有所有希望参加活动的读者。虽然要在此类活动上提出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并非不可能，但同样很显然的是这些活动需要资金支持。当活动组织者转向造成污染和生物栖息地破坏的企业寻求资金的时候，很难相信这些平台会对金主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而对无节制消费的赞颂恐怕无法引出宣扬谨慎和克制的故事。
在这种结构的激励下，文学创作必然会压制对气候问题的探索。正如女性文学曾经是边缘话题，如今已经成为主流文学那样，现状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只有在我们承认问题的时候改变才会发生。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每个人的选择，更少不了激励机制的作用，通过激励机制将文学创作向这个方向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面和改变在这场辩论所处的地位。
英文原文刊载于中外对话子网站第三极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