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变化时代文学改革的六点建议一个世纪前，中国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作为政治精英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清廷统治，但却是一盘散沙。各据一方的军阀和军队一方面力量太弱，不足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又势均力敌，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于是，列强就得以对中国经济大肆掠夺。
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身。1916年，一位名叫胡适的青年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阐释了这一理念，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通过这篇文章，胡适试图将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方法就是遏止数千年来的文风。他认为文学必须不摩仿古人，不用典故，必须摒弃滥调套语对仗之类，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的文章后来成为规范现代汉语的“核心文件”，并且成为推动二十世纪中国宏伟的新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一大动力。
如今，全球世界性的文化面临着一场类似的混乱。世界的权力集中在少数独立大企业和国家手中，每个都强大到足以逃避气候法规的限制，每个都没有促进自身或他人改变的愿望或使命感。人类活动日复一日，提高了大气的碳浓度、改变了地球气候、融化了极地冰盖、毁掉了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许多地球生物的栖息地和家园。然而，我们仍然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行动和生活正是问题的根源，没有弄清、更没有改变我们的行为与生物群系之间的互动方式。
这并非科学的失败，科学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文化的失败。关于气候变化最有影响的单件艺术品仍然是十年前艾尔·戈尔所做的那个PPT演讲。正是全球文化让我们无法适应面前的这些挑战，它卖力地阻止我们去直面危机。
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打破现有的艺术和媒体传统，即便这意味着挥别某些我们最热爱的作品。当年胡适提出中国作家应该摒弃最伟大诗人的律诗之后，也花了相当的时间来安抚他的读者：“我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说法时，有些人肯定无法忍受。”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了“八事”，作为末学后进，我只能提出六条建议。
1．拒绝“进取性叙事”
“进取性叙事”是当今人类放纵行为的精神源泉。在科学、政治和艺术中，人类都投射出一种无穷无尽的征服欲：如全球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强行否定老知识的现代健忘症、让老模式过时的科学创新，以及埃兹拉·庞德驱动先锋小说的臭名昭著的求新求变。
在这样的叙事称霸的时候，那些关于忘记、治愈和摒弃的故事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即便当我们把生态系统（甚至是一小部分生态系统）的延续视为一种进步，当我们将其列为进取型政治行为者的欲望之一，当我们思考一个“更好的环境”时，遵从的仍然是增加和强化的逻辑，正是这一逻辑驱动了大众消费和气候变化的发展。
进取型逻辑拒绝考虑水、空气和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事实，而是把消灭一个破坏性系统的斗争变形为《史酷比》专辑里的一首歌或者《哈迪男孩》系列小说里的一部。在《哈迪男孩》这个小说中，人们发现破烂的废弃管道渗出绿色粘液，结局是管道所有者被戴上了手铐。这些叙事都在真正的保护开始之前就结束了，而真正的保护就是把防止此类罪行出现放在首位，并且消除引发它们的动因。
进取性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种方式。想一下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的各种“顿悟”吧。在《车赛之后》中，一个年轻人赌了整夜，我们被引导着认识到：当黎明来临时他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浪费和无益。但这个故事的结论强调的不是浪费，而是收获：乔伊斯所描述的人类生命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却是以“知识收益”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于是，这个故事对读者的启发让主人公浪费生命的行为看起来“很有范儿”；同样地，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可以让其人民、动物和植物越来越悲惨的处境正当化。
2．放弃“个人英雄主义”
大多数叙事都特别突出那些受益于进取性叙事的个人，无论这种收获是知识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在乔伊斯的“顿悟”模式里，读者看到的是某些道德收益。而在标准的冒险故事中，这种收益则是一种征服的快感，得到这个收益的既有被娱乐的读者，也有主人公——斐利亚·福克在80天内环游了地球，凯特尼斯和皮塔组成了家庭，詹姆斯·邦德干掉了所有坏家伙。这些故事的胜利感来自于他们的一种选择性强调，强调的对象只是人物们复杂关系网络的很小一部分。
但是，在我们的实际需求中，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和物质环境而生存。生命每时每刻都在与世界其他生命的全面接触之中。
个人主义是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干涉，是想象力的一种破坏性和粉碎性行动，它抹煞了我们对彼此和环境的极度依赖。我们知道这种比喻在知识和道德上的单薄（看一下1992年的“雨林反偶像牛仔”电影《飞越绿林》就知道了），但我们依然被其在媒体中从通俗小说到先锋小说的各种变化无限吸引。
这种原罪肇始于梭罗的《瓦尔登湖》。假装没有任何其他人存在，不提卖给梭罗3.9美元钉子的铁匠，不提把他的行李运到湖畔小屋的男人，也不提在梭罗修订手稿时为他提供食宿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读者们读书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通过书信对另一个说话，从而忽视了一本书是很多双手合作努力的结果。这种静夜孤灯只影的浪漫想法让我们无法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艺术作品都是许多头脑共同思考的结晶。
把文学简化为孤立的行为者（或作者）的作品，掩盖了一项重要的责任。读者必须看到，对个人的集中强调是一种非常坏的模式，这会鼓励那些有损更广大群体的行为。
3．停止扭曲生态群系
森林不是你的画布；蓝天不是可能性的体现；在远离海洋的城市尘垢中挣扎的孤独海鸥也不是你的象征符号。这些隐喻越是侵占自然的话语权，我们就越无法看到叶枯病、温室气体以及城市垃圾堆里大量被浪费的食物。当我们迫使生物系统顺应这些拟人的叙事和修辞时，就不可能严肃地考虑它们的命运。
我们的自我关注催生了我们对世界的忽视，就连环境保护运动也被迫通过调动对自然世界的感性想法来动员人们：我们得将生态系统的一些部分人格化，这样才能拯救它们。比如，在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中，一个鸟类庇护所成了道德选择的对象，与其说是与鲜活生命的粗糙互动，不如说是人物“善良慷慨”的隐喻。环境保护成了一种放纵行为，可以通过金钱购买来对个人正在犯下的罪恶进行救赎。弗兰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明确地指出：人类对待动物就像一面镜子，会和对自然世界的爱一样变成自恋，然后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生态旅游、海豚游泳和五千米长跑都无法促进生物多样性。
这种习惯在面向儿童的媒体中体现出其最黑暗的一面。动物如今都被最大限度地商品化，变得了无生趣，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类各方面的需要，从心理安慰到性幻想。如果你想要让孩子认为动物是某类残障人士，就给他们看《黑骏马》；如果要想让孩子认为动物是一个奴隶，就给他们看《名犬莱西》。我们的文化里充斥着对自然世界的神奇描绘，让孩子们喜闻乐见却满是欺骗。
4．不能总是“消费”穷人
过去二十年，发达经济体一直在为它们的人均排放轻微下降而感到骄傲，完全忽视了下降的原因很可能是将制造业出口到南半球的事实。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地区间同样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了今天的气候破坏，并且从根本上限制了我们将未来全球生态系统概念化的能力。
这些类型的不平等几乎总是伴随着说教性的小说。工业化的北方国家带着“乡愁”和赞美看着那些用自己的劳力和资源为其提供舒适生活的人们，小说里的假象让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接近自然”。只有把“自然”定义为工业化所毁灭的东西，或者被北方国家用作原材料的东西，这个假设才能成立。在认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高贵的文化架构中，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既无法通过社区参与分享发展红利，也失去了关怀更宏大体系的动因。他们除了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源开发进行“追赶”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而全球气候已经无法再负担这些“追赶”进程了。
每个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完全参与，意味着对红利的再分配。而这些红利是发达国家通过损害全球生态系统所攫取的既得利益。
将物质上的贫困浪漫化为环境上的道德，似乎在游记中最为常见，但在叙事文艺作品中也屡见不鲜，从《与狼共舞》，再到与阿米什村民（译者按：一群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拒绝现代设施的人）类似的《幽灵公主》中的铁镇居民在无法获取资本的社区，人们的确更少消费也更少污染，但他们的贫困是非自愿的、不可持续的，也是不道德的。这让他们失去了资源，同时却又大步追求北方国家所示范的大众消费型经济。
认识到这对一个物质贫困、食不果腹的社区意味着什么，应该可以纠正我们的阅读。这说的不是飞黄腾达后忆苦思甜回忆录，也不是对愚昧无知和沉默无声的狄更斯式悲剧描述，而是关于全球下层社会的现代艺术和话语：穷人的声音要说的不是我们想听的，而是真真切切正在发生的。他们在说的是所有其他人都必须聆听的：最能让大地沉沦的，莫过于地上子民的饥馑。
5．超越“物”选择体系
从最低层的语法组合，到我们最憧憬理想的概念化，英语中充满了关于拥有和交换的比喻，但却严重缺乏关于成员归属和相互关系的表达。
当鲁滨逊·克鲁索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时，他脑海里唯一想到的是那些他可以获得或建造的东西，并相当自然地从物、到动物、再到人（指“星期五”） ，一点一点地用这些充实着自己的生活。如今我们再读这本书，可以感觉到他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与父亲的关系。父亲鼓励他去当学徒，过一种安稳的生活，而不是出海冒险。在海上，船钉和山羊的积累代替了在令人乏味的英国的资本积累。但是，克鲁索并未明确提到自己的父亲，也未提及他们脆弱的关系。如果没有他对有价值的“物”的执念，他就完全失去了能够用来描述爱与距离的语言。从每一部钻石广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用物来量化情感的方式的无声延续。这一点在《第十一站》里体现得尤其清楚。在那里，“前天启”时代不常用或者无用的物品在实质上承载着“后天启”时代的道德，它们被收集在一个博物馆里，发挥着文明连续性摇篮的作用。
我们也常常被“予”和“取”联系在一起，仅仅把环境视为从物的缺失（自然）到物的存在（财富）之间的一种运动，没有认识到我们处境的真相——这是一个早已存在于我们与未来人类的关系之中的互动网络，后者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对这些互动的深刻认识。当然，未来人类社会的摇篮将是一个水甘食足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存在应该得到改善而非被耗尽。理解一个现象，从中感受到一些东西，靠的是对构成这一现象的许多较小事物之间协作关系的理解。这是无法通过单个的“物”来表现的。
你可能会担心对小说这一缺陷的改良最终将使它们变成可怕而枯燥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我们喜欢英雄故事，这是主人公通过做大事就能“获得” 的一种关系），但改变已经开始。如今最流行的通俗小说所构建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盘根错节的网络，其逻辑和复杂性的层次之多、威力之大都超过了之前任何的单个角色。
人们越来越容易忽略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书，不会被其显然利己主义的内容所吸引。与此同时，读者们也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来品味小说中奇幻世界的细节，兴致勃勃地研究人物在遥远的星球上如何自给自足，如何不用声音沟通，如何例行公事般地维持自给自足和自身健康等。然后，读者会参与到小说中去，这可能是今天人们对小说最大的期待。他们撰写同人小说，参加读书俱乐部，或者在校园草地上玩魁地奇（译者注：小说《哈利波特》中的一种空中球赛）。他们梦想进入小说恢宏而神奇的体系中，这能赋予他们建设未来的力量和视野。
6．文学不能再游离于世界之外
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属性就是对诸如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如何知道等问题的密切关注，这两个问题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研究和理论的两个内在追求。上世纪中叶，理论家们将这两个问题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涵盖了所有体裁：小说、诗歌乃至流露心声的信件。语言成了移动的目标，根据权力和信仰体系的不同，其含意和用法也不断变化。但是，这些观点却产生了一个不必要的副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如此清楚地看到了认识论的灵活性，所以也开始对艺术家、受众以及艺术之间同样无可辩驳的活生生的关系进行拆解。尽管一件艺术作品在每个接触到它的人面前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仍然感动着我们，无论是从意义上还是字面上。
气候变化的到来也引发了对实践伦理的迫切需求，我们的决定虽然不是在完美的信息收集基础上作出的，但却是在面临着与团体、生态系统和历史密切相关的真正问题时的应对。这要求想象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有所转变。
气候变化的事实与其他科学成果一样真实，但似乎无法形成任何广泛的共识和行动。我们无法越过本体论（关于 “这是真的吗？什么是真的？”之类问题的讨论）达到伦理（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讨论）。实际上，相信气候变化理论真实性的人比十年之前还要少。实践伦理源自于我们口口相传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包法利夫人》里颓废的字句，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他的“成人童话”里义正词严的寓言式说教，以及《草原小屋》小说里的怀旧，每个都涉及我们对待周围生命和事物的方式。但关于气候变化的这类故事，还太少。
小说写作必须超越自我实现、个人野心或者成名渴望的单纯行为。《屠场》和《星级迷航》都是这样超越个人名利得失的作品，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这就是小说的价值。如果蕾切尔·卡森没有在《屠场》启发下写出的《寂静的春天》，如果美国没有《星际迷航》影响下出现的美式社会主义，说明艺术家们的工作还不到位，在人类改善世界努力中，他们就有着比学术界还要深刻而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我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要说服或者吓唬那些对于改变人类与其环境关系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如今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就没有任何办法来动摇你。我希望倾诉的对象，是那些对我们地球的共同未来感到负有重责的人，是那些四处寻找方式办法来改善未来的人。
胡适1916年的文章写于纽约闹市，与当时中国文学争论的中心相距万里。但是，他星散各处的朋友和读者最终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在无法想象的未来中成为作家文人。我也希望这篇文章对今天游走在小说边缘的你们有点意义。请把这些话当作工具，可加、可减、可改、可反。总之，去写小说吧。未来的许多成果，就在你们手中。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