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爷爷这么恋家的人搬家会这么开心。”家住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毛毛（化名）向记者感慨。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这个小家庭来说，是变动巨大的一年。
2016年年末留学回国的她带着爷爷奶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故乡麻步镇。“家里实在没法继续住了，”她说。
就在2016年秋天，麻步镇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
2016年9月底，该年第17号台风“鲇鱼”从福建南部登陆，温州多地打破多项超强降雨历史纪录，温州市平阳县的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均超过了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麻步镇最高水位高达到9.8米，水头镇最高水位达11.38米，均超历史最高。
在平阳县，内涝并非新鲜事。但此次历史最高水位的“满水”却成了促使一些居民搬离家乡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面对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多，更多的居民仍然只能留在这片“泽国”。如何在这个被水围困的城镇适应与生存，不再只是居民们所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成了当地政府决策的重要考量。
水漫金山
2016年9月底的那场台风里，毛毛80多岁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太记得那48小时是怎么熬过来的。滂沱大雨不停地下，“跟盆泼得差不多。”麻步镇的水位从9月28日早上开始上涨。
84岁的奶奶按照以往镇里“满水”的惯例做法，蹒跚着脚步自己把冰箱和煤气罐拖到了二楼，其他家电也都挪到了高处。
“满水”是水头镇、麻步镇等地的居民对于被淹的俗称，本是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事。在毛毛的童年记忆里，从前每年台风来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大人在二楼搓麻将，孩子们在街上踩水玩。“那时候，满水顶多也就满到腿，把一楼的东西往高处放就没事儿了。”
但9月28日那天的情况不一样。下午5点左右，水位涨势变快，“差不多每五分钟水就涨高一个台阶”。家里的很多家具来不及挪，就被泡在了水里。停水停电，手机通讯信号时好时坏，老两口就这样被困在自家“孤岛”上，与世隔绝了两天两夜。
被困的不仅仅是这两位老人。9月28日之后的两天，麻步镇变成了一片汪洋，人们躲在一座座建筑的二楼以上楼层，各个“孤岛”隔“海”相望，一楼房间几乎全部被浸泡在水里。“孤岛”状态持续了三天。
直到三天后水势才基本褪去，街道和屋内却被厚达三四十公分的淤泥覆盖，“胶鞋踩进去都拔不出来”。为了清理屋内的淤泥，有居民甚至花600块买来消防水管，“从河里抽水冲洗”。各家服装店忙着清洗自家被泡的衣服，一位店主向记者吐苦水：“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专门雇人300块一天帮我们一起洗衣服，就这样还洗了四五天。”
而不少从屋内清扫出的垃圾，至今也依然堆在街道上无人清理。
根据官方统计，“鲇鱼”台风期间，造成全县90多条道路塌方。平阳县受灾人口多达31.0968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6175万亩，直接经济总损失10.359亿。
作为当地的“九溪汇合之处”，水头镇上游来水丰富，成为雨水汇集的地方。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满水”对水头镇和位于其下游的麻步镇居民来说并非新鲜事，但水位满到如此之高，却是他们从未经历的。
刘芳（化名）因今年的满水，服装店铺损失了十几万，“本来衣服放在往年的高度肯定不会被泡，没想到水满了这么高！” 家里没来得及搬走的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也因水长时间的浸泡，再也修不好了。刘芳计划年后关掉店铺，赶在新的台风季到来之前搬离水头镇。
“年年这么泡，水位越来越高，啥时候是个头啊！”她向记者抱怨。
洪水消失后数月，台风鮎魚的损害仍然很明显。（图片：He Linlin）
愈发“奇怪”的天气
在已从事了38年抗台防汛工作的平阳县防汛办公室主任冯力眼里，县里这些年的天气变得和往常更不一样了。台风所带来的降水似乎更无规律可循。
“今年确实很奇怪。” 平阳县气象局副局长刘峰说，“按往常来说，从福建南部登陆的台风对我们这边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距离比较远，没有预料到它会给平阳带来这么大、这么集中的强降雨。”
近些年，当地的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气候的反常。镇里满水的水位从以前的不到1米涨到了超过1层楼的高度。
10年间，麻步镇刘楠（化名）家的五金店搬了4次，一次搬得比一次地势高。“因为这些金属配件经不起水泡，我们只能往更高处搬。”
如今刘楠的店铺已经坐落在了麻步镇上的地势最高点。为保险起见，他们甚至额外垫高了半米高。“前些年满水，基本都满不到我们这里。”但今年的“鲇鱼”来袭，这个位于全镇最高点的店铺也依然没挡住水漫进来。
在平阳县住房建设局编制科负责人李其武看来，导致满水的因素有很多，该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主因。但他也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高频次、大强度的降雨也是其中不可被忽略的重要因素。
对于近年来强降雨天气增多的气候原因，“全球气候变暖作为首要因素”已经成为不少专家的共识。
据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公开表示，全球变暖一方面导致水文循环过程加快，海洋蒸发增加，另一方面大气本身的含水量也增加。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刚也认为，从全球变暖规律上来说，中国东部强降水的趋势在增多，小降雨减少，大暴雨增多。
刘峰则解释称，因为空气中所携带的水分变大，一旦发生降水，降雨强度就会比以往大。同时潮湿和温暖的大气稳定性较差，也更加容易形成大暴雨过程。
在从2014年持续到2016年5月的超强厄尔尼诺作用下，2016年上半年全球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2016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受2015/2016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长达数十年的气候变化趋势正达到新高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说。
“2016年下半年的这些台风异常显然还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结果。虽然厄尔尼诺理论上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刘峰解释说。
防汛办主任冯力指着气象云图告诉记者，工作几十年他还从没见过像那样海面上有3个台风同时存在的场面。
脆弱的城镇
在已经习惯了每年台汛期就“满水”的水头镇等地，人们发明出了一套自己的“适应办法”。
当地人所建的房子大多数一层楼都高达三到四米，甚至有不少房子被改建成“小二层”，“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为的就是防止满水满得太高，满水了还可以在小二层呆着。”刘芳说。
几乎没有住宅将厨房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满水，抽油烟机，煤气灶这些没法动的就全泡坏了。”
“这几年暴雨极端天气变多，以前粗放的城镇化建设明显应对不了这些变化，城市的内涝、洪水灾害的风险明显上升。”平阳县住建局编制科李其武感叹。
而对于平阳县来说，这一弊端凸显得尤其明显。
平阳县水利局局长刘纪动向记者坦承，平阳县大多数地区的防洪标准都非常落后。尤其是水头镇和麻步镇等地的防洪标准很低，甚至仅能抵御一年一遇的洪水，远低于规定的20年一遇防洪标准。“防洪水利投入少。这是历史遗留原因。”刘纪动解释说。
逢雨必涝几乎成了平阳县不少乡镇的通病。
据记者了解，从水头镇到鳌江干流之间，长期处于低标准堤防甚至无堤防的状态，常常是遇到不足2年一遇的洪水就会出现漫滩倒灌造成洪灾的情况。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水头镇和麻步镇等地，河道被填平建房，建筑物不断侵占原本的行洪道，使得洪水下泄不畅。甚至有不少行洪区建筑物向河道内扩张，造成行洪断面减小。
水头镇重要的皮革产业基地就建在了行洪区内。溪床边、河滩地各处均被用来建房办厂，企业、民房纷纷建在原规划为行洪道的细滩上，使得行洪道的面积比原本规划的减少了近2.1平方公里。
“以前水头的水面很多。现在水头镇连个像样的河道都没有，河道被填掉，人为占地，一所中学直接建在了堤坝上。”冯力说。
平阳县行政综合执法局市政公用科科长谢作星认为，尽管城镇规划建设提倡长久计划，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内涝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没有问题怎么会想到去解决呢？为了还没出现的问题而花钱投入，领导也不会乐意。城镇发展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在经济效益上。”
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的城镇化建设，在气候变化的作用下，显得措手不及。
地方政府必须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地方规划（图片：He Linlin）
在规划建设中考虑气候变化
20 世纪90年代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0 多亿元。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城市研究所所长邹涛表示，我国的城市规划应更多地关注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趋势，将气候变化的因素放入规划建设的考虑范围中，将“小概率事件”纳入研究范畴。
而这也正是于2016年年初发布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的思路。这份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印发的文件提出，要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在城市相关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统筹协调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工作。
适应气候变化？在平阳县，记者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对这个概念都很陌生。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过去被更多提及的是减缓措施，如减少碳排放等。但如何适应已出现的气候变化趋势，如极端天气的增多，是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重要主题。早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国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气象局等9个部门制定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概念陌生并不代表所做的事与适应气候变化无关。”邹涛解释说，很多地方正在做的事实际上都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只是“现在将这个概念单独强调出来”。
参与编制该战略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适应气候变化是个系统工程 ，“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考虑。如大气和水相关的政策中，都有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
2016年8月，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计划在全国选择30个典型城市进行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前述负责人认为，推进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是层层推进的问题。把在战略规划中所要求的内容与基层具体工作相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据平阳县当地官员向记者透露，“鲇鱼”台风之后，县领导在内部开会时曾提及希望将部分地区的防洪标准提高至可防御50年一遇洪水，这使得该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面露难色。但“鲶鱼”台风之后，各级部门的确正在就“‘极端天气增多’纳入规划建设考虑范围”达成共识。
“适应气候变化与其他工作本身是一个协同性工作。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发挥作用，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否则很难推动。”邹涛表示。
对这一点，平阳县气象局副局长刘峰深有体会。从2009年起，国家气象局就已发布实施《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称关于重大项目和城市规划等应当展开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要求。“但这一指令是国家气象局通过气象局系统下发的规定，到基层很难实施。作为县级气象部门，我们只能提出要求和建议，不能强制别的部门配合。”
他还坦承，该局2016年曾首次尝试建议本地一风电项目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因为项目较大，涉及到电力，”建议后至今未果。记者从该县发改局投资办获知，气候可行性论证并不被作为重大项目批复的前提条件。
城镇化建设中，大多数城镇像平阳一样匆忙。
截至2015年，城镇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56.1%，全国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多达7.7亿人。
面对被填平的河道、硬化的路面、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邵益生表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对气候变化因素考虑不足，缺乏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见性的中国城镇，应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要研究制订更科学、适应性更强的技术标准，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提升对极端天气的适应和应对能力。
极端天气增多的情况下，毛毛和她的家人选择搬离数十年的故乡。但更多人因为生计与生活选择留下。前述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强调地方政府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并适应变化是一个社会意识提高的过程，公众的重视也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