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宣布将重新审核奥巴马留下的《
贸易政策而非政治承诺这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 刘强
刘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
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也明确表态不会退出，所以仍然会履约相应的减排目标。但是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碳定价机制的推行可能面临阻碍。
清洁能源的发展现在到达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风能、光能技术进步导致的成本降低，使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化石能源竞争，《巴黎协定》确定的碳定价机制更有利于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美国的退出，相应的定价机制存在变化的风险，中国碳交易市场推进的动力也会相应降低。
但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于具体产业的影响小于象征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原来的参与程度就不高；另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20亿美元并不是很大的数字。
从产业及投资的角度影响也不会很大。全球清洁能源的投资高峰已经过去。近来，中国光伏组件的出口不断受到欧盟双反政策的影响，贸易政策而非政治承诺这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不管国际局势怎样变幻,中国坚持气候治理、坚持南南气候合作的方向不会改变。 —— 王彬彬
王彬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气候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担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年2月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也强调应携手合作，全力打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建设以联合国为主导、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国际合作格局，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形成发展合力。”可见，不管国际局势怎样变幻,中国坚持气候治理、坚持南南气候合作的方向不会改变。
气候外交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亮点。 —— 柴麒敏
柴麒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
如果特朗普决意退出《巴黎协定》，外交上，不仅对中国，对全球都会有影响。美国2001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现在如果又退出《巴黎协定》，那对联合国这项多边机制的伤害显而易见。这两个协议都是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最为重要的里程碑，是具体实施的方案，而且都是迁就美国国内政治后妥协的产物。特别是《巴黎协定》，各国自主贡献、促进性的而非惩罚性的、没有实际法律约束力的“牙齿”，也是为了照顾美国当时的国情。如果退出，那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矛盾的再次外化，这首先会对伞形集团国家做出不好的示范，比如之前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陆续跟随退出《京都议定书》，也会对其他缔约方的信心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的气候/能源政策、国家自主贡献虽然是基于自身国情制定出来的，领导人和官方也已经多次表示中国有自己的政策自信，低碳转型也是国情的内在需求，会坚定多边机制的信心。但不可否认地说，中国国内政府、产业界怀疑的声音会增多，推动有雄心的绿色计划会比以前更难，甚至可能受到更多地质疑和阻碍。美国说不的消极影响已经蔓延到了产业界，去年清洁能源的投资就已经开始下滑，低碳技术创新在全球范围也会受到影响，很多国内新能源企业的估值和融资能力也出现了下降，这些负面影响都已经逐渐在显现了。美国剩余的20亿美元资金不注入的话，绿色气候基金（GCF）的前景也不乐观。
气候外交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亮点，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官方层面的此类活动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大幅减少，但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能会更务实，比如说在页岩气等新领域，存在贸易开拓的可能性，两国双赢的方面并不少。没有了气候外交的名头，但很多实际工作是一样的。而且中美的交往也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地方、企业、NGO等仍然会很活跃，我们把这些称之为“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现阶段外交的逻辑还是希望尽可能扩大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人经常讲，“和气生财”。创新增长路径，分享绿色转型的效益，这是我们的新主张。
因为透明度等惯常误解和质疑，中国也很愿意主动和其他国家释疑解惑，并寻求更多的合作，除了中美气候合作外，中欧、基础四国、南南合作等平台机制的建设也很多，可能以前媒体更愿意把聚光灯放在“中美共治”（所谓“G2”）的身上。中国正在实施“十百千”项目，并成立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都是新的尝试。
无论美国的政局如何变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既定战略、目标和行动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 王克
王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经济面临着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升级的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在未来的35年里创新发展路径，严格管控碳排放轨迹。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作为提高要素生产率和驱动经济增长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实现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收入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从而全面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美国的政局如何变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既定战略、目标和行动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即坚持积极行动，又不盲目冒进，和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相匹配。
中美两国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新建或更新等方面面临很多本质上十分相似的挑战。而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又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国经济向低碳发展方向转型将创造一个巨大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国内市场，并形成对美国先进的制度、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的大规模需求。美国企业通过在低碳技术产业链中加强与中国协作，将自身在低碳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能力与中国所拥有的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有效结合，将深化全球供应链布局和专业化分工，有力的推动低碳技术应用成本的降低，扩大全球范围内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空间，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促进经济繁荣和创造就业机会。这也将反过来促进美国国内基础设施的翻新，降低美国社会经济低碳转型的难度。因此，特朗普政府打算推行的翻新美国基础设施，扩大就业等方面，需要在清洁能源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