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记者会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一天以后，79岁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Edmund G. Brown）一行启程访问中国，准备参加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8）。布朗此行的中心议题明确：清洁能源和碳交易领域的广泛合作。
几天后在会场，加州代表团成员，加州能源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维森米勒（Robert B. Weisenmiller）告诉中外对话，加州这一次和中国七个省份建立了合作关系，重点在绿色能源领域。
一部分中国媒体将加州政府此行看作是一场为其清洁能源技术产业发展筹资之旅。有趣的是，在一个边会上，布朗语带无奈地表示，“或许我们应该感谢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让气候变化这个威胁全人类生存的挑战性议题重新回到了新闻首页。” 此外，布朗还在北京微妙地表示，加州一直以来积极采取行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但我们无法独立做到实现减碳目标”。
加州近期与中国在低碳领域的频繁互动似乎显示，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倒退反而将渴望继续低碳转型的一部分美国州政府推向了中国。该如何理解这一情形呢？
首先，中美气候合作绝不会就此破裂
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关系学者汤伟所说，中国和美国在低碳发展上的合作基础并未改变：中国拥有切实推进低碳发展的意愿却在低碳技术、数据透明性、资金机制等方面有所不足，而美国缺乏应对气候治理的意愿却在这些方面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和领导力。
他特别指出，除了巴黎协议这样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多边治理，世界上还有 C40、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等大城市减排框架、大企业减排联盟，中美大城市和企业完全可以绕开国家多边框架，寻求更直接的合作。
加州先进的能效管理措施令加州的人均能源消费在三十年中保持不变，在低碳发展方面跑赢了同时期的美国其他地区。江苏和上海从太平洋对岸的合作伙伴身上学到了很多。
而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中美正式签署了一项州省清洁能源发展合作协议，旨在加快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及新型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很快，这种合作就从少数东部发达省份扩大到了中国内地：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8）上，加州与七个中国省份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是，破坏合作的力量也始终存在
众所周知，中美在清洁能源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远非一帆风顺。
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光伏产品。2011年11月至今，美国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了两轮“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两国光伏贸易陷入多次拉锯战，多次竞相大幅提高光伏产品进口关税。
对此，美国业内不乏反对之声。平价太阳能联盟(Campaign for Affordable Solar Energy)主席基格·沙（Jigar Shah）表示，贸易战违背了中美共同对抗气候变暖的承诺，而且这些不必要的税收抑制了竞争，增加了美国国内太阳能电池板价格上涨的压力，无益于绿色能源的推广。
而在商界，合作与竞争往往如影随形。加州的风险资本家和清洁技术企业同样担心，与中国的合作最终会导致更激烈的竞争。硅谷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风险投资公司的斯科特·桑德尔（Scott Sandel）就担心：清洁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可能会得不到良好的保护。
在中国，哪个省会成为中美地方气候合作新热点？
除了引领经济转型的东部省市江苏和上海，远在西南内地的四川很可能成为中美地方气候合作的新热点。2015年，加州就与后来积极推进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的四川省签署了省州间建立友好关系备忘录。而今，随着布朗访问四川省，四川与加州正式签署友好协议，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际和区域合作部首席专家单国瑞（Kaare Sandholt）为中外对话分析说，四川省和加州在清洁能源领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气候相近、水电资源丰富等等。另外，四川省与临近的省份在能源解决方案上没有足够紧密的合作，这一点和加州也是相似的。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是近年在四川落地的知名企业之一，苹果不仅于2015年在四川建设了一座4万千万的太阳能发电站，而且其全球供应链清洁能源项目负责人凯蒂·希尔（Katie Hill）介绍，位于四川的苹果工厂还获得批准直接从可再生能源电力企业购买电力，目前有67%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希望明年可以实现百分之百。Katie Hill表示，这样的目标没有当地省政府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而对当地政府而言，在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则创造了额外的工作岗位。
中国学习加州的经验将大有益处，但是要把加州的模式做适当的改变，以适应中国的语境，不能简单复制粘贴。单国瑞表示，最根本的是，地方一级政府要转变思维模式，严肃对待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意孤行继续发展化石能源，是非常危险的。
地方和中央的制衡，不再仅仅是中国特色了
最后，随着特朗普正式撤出巴黎气候协定，中美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气候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张力。
在美国，加州这样的清洁能源技术先锋地区希望不受联邦政府态度的影响，自行走出去寻找国际合作机会。
而在中国，尽管中央政府积极将过去经济发展至上的治理理念转变为环保与发展的兼顾，但面临着税收和政绩压力的省市级政府，还未能迅速从保经济增长的思维惯性中彻底走出来。
可以说，这两个在气候领域最受关注的大国，正在经历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央和地方之争，而这样的微妙关系将如何影响两国省州政府的合作，令人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