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地震、洪水等一系列灾害，与此同时，救援活动也在壮大，并且已经远不仅限于国家救援的层面。
这些，在观察人士的眼中可能会被看作“现代”、或是“西方式”的慈善行为和公民行动。
这样的视角不尽正确。从中国19世纪后期的救灾实践中可以看出，如今公众自发的救灾活动实际上古已有之。
以汶川地震为例。2008年5月12日，强烈的地震摧毁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国内外的志愿者组织和慈善机构纷纷赶来参与救援。网上的评论以及官方媒体大胆、毫不隐晦的公开报道，让人们热血沸腾，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募捐行动，以及许多名人的声援。
由于这一时期非官方发起的捐款和活动大量涌现，独立民间团体组织的角色凸显在学术界和媒体中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这标志着国家与民间社团关系的变迁，但很快，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召开，这种活跃的局面也并未延续下来。
当时，附近地区的居民委员会即刻响应，人民解放军和党领导的大规模行动成为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主力军。
不过，当时的政府严格控制了有关灾情和救灾工作的信息，且没有接受联合国和外国政府提供的援助。
与唐山大地震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则展现了新的政治和社会格局。毫无疑问，军队和公民行动在四川的灾害管理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不同的是，这次政府欣然接受甚至是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非官方救援，同时也开放了海外救援渠道。
人们可能认为九年前的这些进步是由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开放和包容，以及新的通讯技术和现代公民行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但如果深入了解中国在解放前和封建帝制时期的历史，你就会发现2008年的民间救援行为并不新鲜。
汶川地震的灾后救援行动实际上与新中国建国之前的民间救援模式更为相似。事实上，唐山地震救援的信息封闭和媒体管控的情况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例。
中国在饥荒、地震等灾害上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在信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研究人员用以理解中国当前自然灾害与生态危机的历史背景资料。
2015年底上线的DisasterHistory.org网站，介绍了有关中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间饥荒、洪水等灾害的研究，也让读者思考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变迁，中国的灾难管理和经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9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遭受了灾难性的干旱和饥荒。当时的救灾体制，由复杂的粮食保障网络和强大的救灾官僚机构组成，他们与清王朝各地的乡绅合作，共同开展赈灾工作。
不过灾难本身，已经暴露了清朝（1644-1912年）二百多年封建统治下公共保障体制的衰退。
1912年清政府下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精英与外国人共同组建了全国性和国际性救助协会（今天非政府组织的前身），帮助这个饱经战乱的新共和国摆脱日益严峻的洪水和饥荒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救援行动和媒体宣传手段后来也为国际社会所熟知。灵活、公开的新闻报道形式，艺人们为难民大声疾呼，宣传游行、名人慈善音乐会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末，国家在灾难管理中的作用再一次凸显，但工作重点却有所不同。
1928年国民党上台后，国家负责安排救灾工作，人们的救灾观念转向用贡献和劳动回报社会救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战争期间，很多难民和灾民都参与到了救国图存的运动中。那几十年中，中国洪灾和饥荒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慈善组织淡出历史舞台，全国上下投入到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之中。
作为忠于党、投身国家四化建设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强调自力更生。
新中国拒绝外国援助。纽约时报报道称大跃进期间的饥荒死亡人数就达数千万人。
后来国家修订了粮食分配政策，但党在救灾工作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九年前的四川地震后，大量涌现出的私人募捐和救助行动自然并非等同于解放前的救灾模式。不过，其中推动救灾行动的社会力量与之前十分相似。
面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挑战，通过研究中国过去与生态灾害相关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如防灾手段及其有效性、灾难治理、技术及基础设施系统的状况、本土或国际援助系统、社会或民族矛盾、气象资料、疾病传播媒介、主流的价值体系、宗教团体或亲属关系网络（包括侨居系统）的作用、以及纪念活动等。
翻译：于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