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11月18日清晨闭幕。各方总算可以舒一口气，美国的退伙并没有让全球应对气候事业熄火，经过艰苦谈判，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为有关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如期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会议总体上还算顺利，但无可否认的是，如今在西方媒体上，质疑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声音不断增加。
最近，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在英美媒体上，气候变化否定论或气候怀疑主义的说法格外泛滥。但与此同时，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James Painter也表示，尽管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气候质疑论在中国媒体上却非常罕见。
是因为中国记者科学素养更好，更容易与主流科学界保持一致吗？或者是因为中国的党办新闻的传统使我们的媒体在维护气候变化主流结论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作为最早在中国推动媒体进行气候变化科学传播的工作者之一，笔者对这些问题会给出恰恰相反的答案——既没有证据表明有关部门对媒体如何报道气候变化进行了控制，也不能说明，中国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比西方国家更高。让气候变化怀疑论几乎在中国媒体绝迹的，是与气候变化在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地位、中国媒体与科学界特定的互动关系、以及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气候变化尚未成为中国媒体主要议题
可以看到，我国媒体对气候变化题材保持着相当的报道量。但总体而言，都是一般性报道，媒体主要就是随着重要的气候事件——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进行报道。在会议期间，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数量就会比较多。但气候变化相关事件一旦结束，报道的数量往往会呈现直线下降，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分析媒体报道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
从整体上来讲，中国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缺乏一些深度的报道，缺乏特别深刻的探讨。这也跟媒体并没有把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真正变成一个核心议程有关。
这种状况就与西方不同。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的主要议题之一。
中国媒体和很多西方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是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当成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围绕气候变化国际事件会比较多，所以中国媒体对这个议题报道相对也比较多，但是气候变化报道还并没有成为媒体的自发的具有优先性的议程，所以，当没有外在事件的时候，中国媒体关注气候变化的报道就立刻会变少。
上述的James Painter研究显示，在中国媒体中，气候变化怀疑主义非常非常少。这样的情况与中国媒体如何报道气候变化问题有何关系呢？其实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的记者具有比西方媒体更高的科学素养，因此知道气候变化是科学界的共识，不容置疑。而是因为质疑需要媒体生产者投入相当的注意力资源、时间和精力。显然，只是关注相关事件报道的中国媒体记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和兴趣并没有达到这种强度。
其实这与中国大多数媒体自身的内容生产规律有关。中国媒体记者并不倾向于质疑。质疑性的内容本来是科学与环境新闻戏剧性的体现，是吸引读者的一个技巧。在西方，质疑气候变化者恰恰利用了这种媒体寻求戏剧性和均衡不同观点的特点，传递了他们的质疑声音。但在中国，引进质疑、并进而在不同观点之间寻求平衡，并没有成为一个常规的新闻操作技能。到目前为止，报道科研进展需要第三方评论这一西方媒体的惯例，仍然没有成为我国的科学新闻界的常规。
科学传播模式与质疑气候变化
中国的科学传播模式在总体上也与媒体较少报道气候变化怀疑论有关。多次针对科学媒体的调研表明，科学新闻的首要来源是政府（科技部门）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大学或科研机构。中国媒体记者抱怨最多的则是难以采访到相关科学家。
实际上，不论科学新闻的源头是政府还是科研机构，这些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单向的科普模式，以赞扬中国取得的科研成果为主。[1]这就与媒体内容生产方面缺乏引入第三方评价这一规律互为表里。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由于大部分被报道的科研成果来自国外，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一方面是以报道政府主导的气候变化事件或应对气候变化的典型事迹为主，另一方面则是以编译国外新闻稿为主。这两种报道信源都难以产生对气候变化这一主流科学结论质疑的声音（因为在西方，气候怀疑论的观点主要是通过报道气候变化的新闻对各方观点的均衡或通过保守派媒体的评论版面传递出来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中国编译新闻的主要来源）。
相比较而言，由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也由于气候变化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主流科研题材，科学家们在应对媒体上的积极性往往相对较高。而且，中国媒体呈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并没有太大风险。这一点，与霾污染报道中科学家们的相对谨慎态度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正因为如此，在受困于难以获得科学家声音的媒体记者那里，相对积极响应传播的气候变化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版面。由于中国科学家中很少有对气候变化科学结论持反对意见的（在西方，支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科学家，大多数也并非研究气候变化的一线科学家），对气候变化报道的正面声音自然呈现出压倒性的比例。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提及，那就是环保NGO的作用。虽然NGO在总体上没有成为中国媒体信源的主流，但在环境议题上（气候变化既是科学议题，也是环境议题），NGO的声音往往不容忽视。与很多其他领域NGO质疑政府的做法不同，在气候变化领域，NGO就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这两点上，与政府、主流科学界保持了高度一致，如果说有分歧，往往也是认为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还不够大，行动还不够快。
气候怀疑论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对于气候变化这样重要的议题，除了上述谈及的传播层面，我们也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西方气候怀疑论之所以滥觞，与社会结构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完全分不开。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鼓励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成为了社会规范。例如，使用烘干机而不是自然晾干衣服。许多陷入高碳生活方式的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为了质疑气候变化的代言人。 美国科学史家Naomi Oreskes分析，一些气候变化否定论者，恰恰是早先时候否定吸烟致癌、酸雨、滴滴涕有毒和臭氧层有洞的阴谋论者。学者发现，在过去40年间，自诩为保守派人士的美国公众对科学的信赖出现了显著下降，这也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
经济原因也影响着人们对节能减排的态度。在美国，公众普遍赞许政府通过鼓励性政策调动企业减排或采用新能源技术，但绝大多数人反对实行碳税或上调能源价格以实现节能。英国的情况也类似。
与西方成熟经济体面对气候变化的冲击不同，总体上来讲，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承担实际减排义务的情况下。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承担减少温室气体绝对量排放的义务，这就导致了中国在经济层面或者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受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的影响，社会各界还感受不到被强制征收碳税的冲击。因此，媒体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报道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很有效地对相关话语进行了引导，比如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所作出的承诺，到目前为止，还是碳强度的减排，也就是说单位GDP排放的碳的数量要减少到一定程度，但因为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实际上一直是在上升的。但在媒体语境下，包括官方权威媒体，经常将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说成是中国减排二氧化碳。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中国减少了新增排放二氧化碳或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幅。
这种话语的直接影响就是，在一个热点议题上，在面临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看似实现了发达国家都非常难达到的减排目标（实际上是减少排放增量或增幅）。那么公众就会认为，气候变化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大压力，反而都是积极的成果。
的确， 在中国承担具体的绝对量的减排义务之前，应对气候变化是和中国社会很多积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清洁能源的使用，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者，也是风机最大的生产者，已经成为了清洁技术和清洁能源生产的世界上主要的领导者。中国经济从应对气候变化上获得了很多收益。气候变化对社会低碳发展的推动也不容忽视，比如中国高强度的公交网络建设（在国内话语中，这种公交建设更多被表述为出于拉动内需的需求）。
在西方，传统的高碳利益集团，特别是高碳能源生产商被认为是推动气候怀疑论主要的后台，但在中国，几乎没有美国存在的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媒体在气候变化态度的情况。
因为中国虽然也有一个很大的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但是它们都是国有企业，跟政府结合在一起，基本上不会去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议程之外的这样一种利益。此外，即便高碳利益集团有这样的诉求，他们往往也不需要借助媒体。比如在去年世界油价大跌时，发改委一度为了保护国有石油生产企业而拖延甚至拒绝降低成品油价格。再比如，在经济减速、用电量下降时（或新增用电需求下降，不同区域表现不同），西南水电弃水（减少水电发电量）的情况很严重，其实质，是为了保护传统的火电厂商及其供应链，特别是煤炭行业的就业（巨大的三峡电站只有几百名一线职工，而任何一个城市的中等规模的火电厂职工数量就远多于此）。但这一工作，往往不需要火电厂或中电联这样的行业协会出面说服媒体来游说政府，因为促进就业维持稳定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
实际上，即使有游说媒体话语的欲望，中国的原油、煤炭或火电工业往往缺乏这样的操作能力。这些领域充斥着大型国企，雇佣市场化的专业公关公司甚至都需要做出财务上破例的安排（如以课题费的形式而不是实际购买服务）。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让媒体来片面宣传报道其成就，而不是将媒体作为一种游说的力量。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在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或者西方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去影响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
实际上，由于国际语境中的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社会的低关注度和应对气候变化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即便是潜在质疑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人士，也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资源，以在言论市场中获取更大份额。这一点与中国的转基因争论完全不同。由于转基因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极高的关注，这就让部分知名人士通过选择转基因抗争议题，在体现自己对社会公益关注的同时维持自己的影响力。而对于言论领袖而言，选择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通过抗争（包括怀疑）来凸显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其效果完全是无法与转基因议题相比的。
本文原载于“知识分子”，中外对话获作者授权翻译并转载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