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当各国领袖史无前例地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将气候行动的目标设定为“努力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1.5℃以内”时，人们既欢欣鼓舞，又不禁感到一丝疑惑。
太多的研究已经在警告人类，如果不扭转生产生活方式，地球温度有极大可能上升超过2℃。很多人还记得，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温控2℃的愿景都差点通不过。
1.5℃，到底是太过美好的愿望，还是可以达到的目标？十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发布对全球温控1.5℃情景的分析，这将是巴黎气候峰会提出这一宏愿后，政治家们第一次直面这一问题的现实可能性。
一份近期泄露的报告草稿指出，以目前世界各国的减排力度，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极大。
当然，这份草稿还在评审之中，到2018年五月之前发表的新科研成果都有可能被纳入其中，并影响到其最终结论。IPCC报告发表前需要经过广泛的评审，草稿泄露并非首次，2012年就发生过同样的泄露事件。
为什么是1.5℃？
气候变化议题之所以长期处于国际争端之中，一个原因是，最直接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并非那些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而小岛国和自然条件恶劣的最不发达国家，一方面自身碳排放低，一方面却最大限度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洪涝灾害、海平面上升等灾难。
而另一个现实则是，自从温控2℃的目标提出后，各国的自主减排行动从来没有达到过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力度。2017年就有气候智库估计，全球的减排行动只够控制升温在2.7℃，而这样的温升程度足以给一些小岛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单纯从气候谈判的历史判断，恐怕只有把目标定得更高，人们才有可能实现2℃的温控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冲击1.5℃不仅不是好高骛远，反而是最保险的打算。
在巴黎气候大会的最后阶段，小岛国“我们会失去一个民族、一种身份、一段文化史、一种语言与文字”的急迫诉求得到了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100多个国家组成了松散的“雄心联盟”，试图用更高的目标来刺激各国重新审视此前令人失望的减排行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未加入这一阵营。
最终，2015年12月，《巴黎协定》中写入了这么一句话，“在温度上升控制在2℃的基础上向1.5℃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领导人许下这一愿景之后，作为全球政府气候政策智囊团的IPCC才开始编写特别报告，系统地考虑这一目标要如何实现。
升温1.5℃的世界
按照目前流出的报告草稿，升温1.5℃的地球，将比升温2℃的地球的确具有更强的抵御气候灾难的能力，不过，任何有可能将地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减排路径，都必须仰赖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换句话说，走寻常路是不可能实现1.5℃的。
按照报告草稿的政策推荐，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能源革命必须大规模加速和推广，从而实现在本世纪中期二氧化碳零排放。到2100年，三分之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都必须采取电力形式；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必须取代今天煤炭的地位，成为压倒性的主要能源形式；又比如，全球煤炭消费必须以每年4%到5%的速度下降。
就算这样，地球升温还是有很大可能要突破1.5℃的门槛，还需要额外从大气中消减温室气体或是人为降温，才能实现1.5℃的目标。也就是说，目前还在小规模应用阶段，甚至还存在于实验室甚至科幻电影中的大规模“地球工程”，真的要排上用场了。
“地球工程”主要是两种思路：一是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技术，简单地说就是人为额外地将太阳辐射中的一小部分反射回太空，进而达到减缓全球变暖的目的。这只能通过改变大气层的组成，甚至在太空中放入反射阳光的装置来实现，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种是二氧化碳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技术，通过人为手段直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其中生物质加上碳捕捉和储存(Biomas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相对而言可行性比较高。这一套方案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大量种植“能量作物”，最终通过复杂的过程获取清洁的燃料，并且将作物中的碳元素注入地下。
中国专家怎么看？
地球每新增四吨二氧化碳就有大约一吨来自中国，中国的气候行动对于全球能否实现目标举足轻重。中外对话联系了几位参与特别报告撰写和评审的中国专家，了解他们对于报告草稿的看法，而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对其表示了一定的保留态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是参与特别报告编写的四位中国科学家之一，他坦言这份报告的编写时间很紧张，而现在的结论有些模棱两可。
姜克隽告诉中外对话，这份报告的编写从2017年3月才开始，“当年10月就要出版（草稿），2018年10月就要（将最终版）交由各国政府正式评审。”而IPCC完成一份常规评估报告要四年左右的时间。
而两位正在参与特别报告评审工作的中国专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傅莎以及环保部智库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对报告结论的权威性也表达了与姜克隽基本相同的看法。
其中，傅莎就指出，从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年出版）到现在，也没过多长时间，目前的研究周期并不足以支撑新的研究出来，整体来看，研究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她告诉中外对话，不同气候模型之间本身的不确定性就超过0.5℃，所以评估0.5℃的影响其实很难。
而即使草稿的结论成立，对于其描绘的1.5℃情景所需的超前技术，中国专家也表达了担忧。
傅莎表示，太阳辐射管理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顾虑比较大。而用大量土地种植生物质来减少二氧化碳，环境影响争议还是比较大。“尤其在中国这种人均土地资源相当有限的国家，土地用于种植生物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她表示。而即使是在非耕种土地上，也会对于水资源造成额外的负担。
冯相昭则认为，生物质加上碳捕捉和储存（BCCS）虽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全球现有的碳捕捉和储存多数是示范项目，距离完全商业化还远得很。
实现从2℃到1.5℃目标转换额外支付的代价是否在社会承受的范围内也是一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何建武表示，对于处于增长期的国家而言，“支付不起清洁能源使用的低收入人群”也是需要考虑的。
去年冬天，中国过于激进的煤改气、煤改电运动就造成了一些农村家庭难以支付高昂的天然气或电力供暖费用。
不过，这份特别报告的作者之一姜克隽还是认为， 1.5℃是非常有挑战的目标，但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透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认识到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吸引人才，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制定城市达峰目标的时候，特大城市雄心不小，比如广州，就提出“决战2050，打造世界环境城市”。
中国自2010年开始启动低碳城市（省）试点的工作，目前已有近百座低碳城市试点，而绝大部分试点提出的碳排放峰值目标都比中国2030年的达峰目标提前。姜克隽认为，这表明很多城市很积极，也有雄心来开展低碳发展的工作。
这些城市在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会把减碳、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的工作一并考虑，以广州市为例，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下降，都被列为广州市政府和各区政府的评价考核指标。
此外，在近期公布的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职责被划入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鉴于中国过去五年大刀阔斧的大气雾霾治理，姜克隽认为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生态环境部激进一些，会带着气候变化的目标也激进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