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一篇文章和同时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 一个观点，那就是除非立即做出突破性的变革，否则华北将面临一场水危机。
对此，罗•美沙、江旻、史晨辰和张文静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是这么回应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没有受到水资源供应短缺的威胁，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受到威胁。”
鉴于目前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我也希望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好。不幸的是他们提出的论据还不够有说服力，不足以让我收回之前的话。
我们当然有一些共识，但我主要不赞同的是该文章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决策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实际工作开展的方式。
该文章的论点总结起来如下，“总体来说华北需要的不是更多水，而是需要更好地管理其所拥有的水资源”。我认为文中给出的证据恰好反驳了前半句的论点，而后半句虽不言而喻，但不能用于证明前半句话。”
“不加甄别地”应用法尔肯马克指数
诚然，法尔肯马克指数（Falkenmark Index）只能粗略评估水资源是否短缺。我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否则很难解释以色列如何能靠人均91立方米（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的水资源量发展起来，或者为什么美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8846立方米，而加利福尼亚州却面临着严重的旱灾。
但如果我们评价华北水资源情况时，只是说“华北的数值肯定低于西欧和北美”，就有一点不够坦诚了。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两边差异的尺度。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约为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两倍，但水资源分别仅为英国的10%，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7%左右。
其次，官方的统计数字需要进一步核实。虽然水资源数据造假的动机较小，但我们不应该低估准确收集数据，尤其是地下水和人口相关数据的难度。
即便如此，“官方数据显示，北京的地下水水位自2010年起一直保持稳定，并在2015和2016年略有上升”这样的说法也与北京市水务局的说法截然相反，该局称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速度正在放缓，且到2025年才会开始回升。文章将这一变化归功于南水北调工程。今年记录周期内北京地区没有降雨，这将不利于地下水位的回升。
北京和雄安新区不能代表华北
文章强调，如果水危机迫在眉睫，北京和雄安新区就不会大肆消耗水资源。我很羡慕这种乐观，但认为北京的官员会考虑到北方所有12个缺水省份的水资源状况，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理想主义。
北京是首都，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主席的标志性项目且已写入宪法。所以这两个地方的用水需求都会优先满足，尤其是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见下表，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数量增多与南水北调工程的投运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我听到的对雄安新区的不同意见，主要来源于对缺水和过度污染的担忧。
中国12个最干旱省份的人均水资源量（单位：立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7
遗憾的是，北京在公园绿地和环境流量方面的用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这件事并不让我感到惊讶。这种用途的水往往因为污染太过严重，无法作为农业、工业或者生活用水。
罗美沙文章过分聚焦北京，这座城市确实在回收利用方面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但不能代表其他省份。李克强总理曾承诺2018年投资1万亿元用于水利建设，其中多数用于调水和污染控制，前者不会增加整体供应，后者带来的影响也有限。要大幅提升京津地区以外城市的水资源回收率，还需采取更多行动。
饮用水只是小问题
文章多次以饮用水供应增加为证据，证明不存在水危机。政府改善水质的努力令人钦佩，但无论水质如何改善，如果总量太少，那么问题就仍然存在。
无论如何，居民用水只占总数的14%。北京居民的用水量或许比墨尔本低50%到70%，但和农业用水（约占62%）以及工业/发电用水（占22%）相比，这点节约根本算不上什么。农业和工业用水需求才是导致黄河断流、2.8万条河流消失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可能会缩小中国和澳大利亚居民之间的用水差距。
水污染治理不是万灵药
中国政府在治理污染方面的努力确实应该赞扬，但不能说“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的水污染造成的”。水污染确实难辞其咎，但因污染而无法使用的水仅占受调查水资源总量的8.3%。这些水能不能用其实影响有限，因为用水需求是随着人口和经济愿景的增长而增长的。
减少这8.3%不可用的水不仅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尤其因为大部分土壤也被污染了，进而会使经过土壤层渗入地下的水也受到污染。我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对中国解决水污染问题持乐观态度”。《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报告》中没有达到的3项目标都和环境有关，其中一项就是水污染目标。
至于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大多数类似的计划一样，只是一份表达愿望的申明，大部分还要看未来如何实施、规范和执行。河长制或许有所帮助，但官员最后的升迁和惩罚依旧是不仅看表现，还要看人脉。
调水并非解决之道
文章称“随着一张几乎覆盖全国的水网铺陈开来，水供应将不会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对南水北调工程和其他小规模项目不抱乐观态度。
以下是研究南水北调工程的一组澳大利亚学者在2015年撰写的论文中的观点：“南水北调工程现有路线沿线的调水量必须减少，项目的扩建必须搁置…随着其局限性的日益明显，南水北调工程很可能成为中国利用大工程解决水问题的坏例子。”
我同意这一观点。很巧的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出自墨尔本大学的同一个团队。而如今，该团队正试图让我相信，南水北调工程和优化水网意味着水资源短缺不再是问题。鉴于他们的论文讨论了水资源相关的保密性和获取信息的难度，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在2015年论文发表以后的30个月里改变了观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几乎覆盖全国的水网”这一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地形、花费和时间都不能改变中国80%以上的水资源都集中在南方且无法调往北方的事实。
更好地管理水资源是关键
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尤其是需要解决需求而不是供应方面的问题。然而，虽然出于政治稳定性方面的考虑，不大幅提高水价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来看这么做无疑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关于文章作者采访的15家公司中只有一家提到了对用水的限制（类似滑雪胜地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特殊行业的发展本来就匪夷所思），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宽慰或者安心。这些公司不认为水资源是问题，是因为相比其他水资源充沛的国家，中国的水价要低很多。
关于合同节水措施和新近出现的水权交易，我也存在疑问。这些合理的措施仍处于萌芽阶段，就算真的有用，也需要再发展很长一段时间。碳交易市场的经验并不令人鼓舞。
是否应该谈论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我认为应该。虽然在北方一些省份，水资源短缺已经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和生计，但我们不知道大规模的危机具体什么时候会来。更好的管理措施，包括我在报告中列出的那些措施或许能预防危机。但越是拖延，发生水资源危机的可能就越大。
我也希望自己错了，因为危机对大家都不好。但证据说明我或许没错，这几位作者撰写的这篇反驳我的文章自然也丝毫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