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让自己的国家在21世纪保持繁荣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的70多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计划投资约6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国家不再热衷于20世纪的高碳排放基础设施,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本国的气候计划表明自己对于现代化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方案的青睐。
如何填补这个基础设施缺口将成为本世纪经济与商业领域最重要的机遇之一。那么谁能抓住这个机遇呢?
中国政府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中方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发挥带头作用。2017年5月,中国政府允诺将提供1130亿美元的“专项”政府基金,鼓励银行和企业对“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沿线非洲、亚洲和欧洲国家进行投资。
中国可以在满足全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前提是要保证其资金投入与“一带一路”国家低碳投资需求相一致。
紧抓绿色环保机遇
要了解中国面对的投资机遇规模,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些数字。世界资源研究所近日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同事合作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家气候规划,也就是提交《巴黎气候协定》(Paris Agreement)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s)。在所有这些预案文件中,我们主要关注31个提供了量化目标和财务预算的国家预案。
我们的研究团队从中发现了巨大的机遇。仅这31个国家完成可再生能源承诺就需要4700亿美元投资,其中近半数投资将用于支持太阳能光伏(solar photovoltaic,简称PV)项目,40%将用于风能和水力发电项目。
我们预估计大部分融资都将以债务的形式出现,为银行带来大量机遇,比如满足太阳能光伏发电承诺就需要19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此外,股权投资的空间也很大,实现太阳能和风能的建设目标大约需要1000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由于国家自主贡献预案(NDCs)常常缺乏细节信息,因此,要对“一带一路”地区交通运输领域的潜在投资进行量化更是困难。但是,即便如此,从相关国家的承诺来看,投资机遇也是非常大的。目前,已经有24个“一带一路”国家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中,其中包括地铁、公交线路、铁路(高铁和传统铁路)和新建道路等减少交通拥堵的措施。国际金融公司利用另外一种方法论进行的研究显示,从2016年到2030年,1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领域的私营、低碳化投资机遇就高达2.4万亿美元。
能源与交通领域的发展已经明确说明:各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为低碳基础设施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环保投资魅力不敌传统能源
中方在填补低碳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方面或许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发布的几份重要文件和政策都明确表示,希望“一带一路”投资能够具有环境可持续性
然而我们发现,中方目前的投资走向与这一愿景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要真正为“绿色一带一路”做出贡献,中国的银行和股权基金就必须更加适应,并且更加熟悉海外低碳解决方案投资。只有与相关投资项目所在的“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中国的资金才能更好地服务可持续发展模式。
以下这些数据就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从2014年到2017年,6家中国银行(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参与“一带一路”地区能源与交通领域联合贷款高达1430亿美元,其中约有四分之三的资金都流向了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行业。而发电行业获得的贷款中,化石燃料电厂占到了半数以上,其中燃煤电厂获得的贷款高达100亿美元。
同一时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向“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领域提供了45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其中有超过40%流向了石油、天然气和石化项目。而在发电行业获得贷款中,燃煤电厂获得的资金最多,大约占到了五分之一。
我们的研究还调查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在发电与输电领域,中国企业主要选择投资新建电厂,而不是收购现有电厂。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在化石燃料发电行业投入了巨资;2014年到2017年间对该行业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化石燃料发电项目。
有意思的是,中国私营企业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这4年中,中国私营企业在太阳能光伏和风电领域投下重金,投资额分别达到70亿美元和55亿美元。然而就投资规模而言,私营企业显然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相提并论。
中国会抓住这次机会吗?
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能源的投资比例高于新能源领域,但中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扭转这一局面。
首先,中国政府应该要求获得政府专项基金的实体在制定投资策略时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纳入考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就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表示,支持投资决策与成员国国家能源规划(包括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保持一致。
其次,在分配专项资金时,中国政府还应该要求相关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设计专门解决“一带一路”地区特定绿色融资障碍的工具或基金。比如,在为绿色环保企业提供早期风投资金方面,由中国外汇储备资助的私募股权基金“丝路基金”可能更有优势。
最后,“一带一路”规划沿线各国政府也应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各国当局应当充分提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信息颗粒度和量化信息,这样投资者才能了解政府政策的未来走向和国家基础设施的优先发展领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各国当局应该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纳入该国与所有国际合作伙伴的经济援助与投资对话中。这样才能给银行和其他投资者——比如中方或他国投资者——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这些国家在绿色科技和项目方面具有重大投资机遇。
中方金融机构有能力为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机会。
本文原载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翻译:Est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