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简称IEEFA）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在海外建设更多的燃煤发电厂，其规模超过了德国现有燃煤发电装机。
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在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接受采访时说：“不能要求一个比中国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就开始减少煤炭消费，这是做不到的。”他表示，中国正在利用最清洁、超低排放的技术帮助其他国家满足煤电需求。
IEEFA报告指出，中方投资的燃煤电厂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在建电厂基本都不属于最高碳的类型。这种煤电建设与清洁化并行的趋势其实恰好反映了中国自身的能源发展轨迹。尽管提高燃煤效率能够带来一些环境和健康效益，但仍然有违全球去碳化的号召。
中国海外燃煤电厂发展势头强劲
中国并不是全球煤电发展的新生力量。2017年的一份研究发现，2001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和银行先后参与了240个海外煤电项目的建设，总装机容量达到2.51亿千瓦。仅对公共财政的分析就显示，中国已经成为近年来海外煤电行业的最大支持者。
IEEFA的这份新的报告则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方参与煤电项目建设的势头似乎并没有趋缓迹象；中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承诺或提议为中国境外四分之一的在建煤电项目提供资金，而这些项目分别分布于23个国家，总装机容量约为10.2亿千瓦。
中方在某些项目中的资助承诺直接来自高层。比如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孟两国就共同签署协议，由中方出资援助建设4个煤电项目。在中国政策性银行低息贷款的支持下，不少中国国有能源公司也享受着高层产业政策的支持，大举进军海外。
来源：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
华北电力大学袁家海教授表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也是推动煤电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煤电开发的研究表明，煤电对该地区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他表示，“对于印尼和越南这样的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煤电依然是其最经济、可靠的选择”，这些国家会优先考虑安全和成本问题，而不是环境因素。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抓住这个燃煤电厂需求的国家。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也积极在这些国家投资和开发煤电项目，规模与中国不相上下。如下图所示，获得中方融资最多的几个国家其实也从其他国家获得了投资。
中方参与在建煤电机组的占比分布
来源：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
中国投资的绿色化
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一直宣称，先进的超低排放燃煤发电技术是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一项关键技术。正如李俊峰所说，中国已经走在了高效燃煤电厂行业的前列，可以以相对环保的方式满足发展中国家的供电需求。
的确，中国海外煤电投资已经向高效技术模式稳步升级。美国塔夫斯大学凯丽·西蒙斯·盖勒格教授2016年的一份研究发现，2013年到2016年，中国出资建设的燃煤电厂中只有26%属于低效的亚临界电厂，而2000年到2016年间这个比例则高达58%。IEEFA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海外投建的亚临界电厂比例已经下降到23%，而这一下降趋势有望持续下去。
尽管落后了几年，但这个趋势与中国国内能源转型的轨迹是吻合的。过去几年，中国煤电筹建规模持续缩减，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煤电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目前中国国内在建的煤电容量仍然高达2亿千瓦，是其国外投资援建项目的两倍。
即便中国还在继续煤电建设，但是总体已经走上了追求高效的道路。目前大多数中国煤炭火电厂仍是早期建设的亚临界电厂，而近来中国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建设高效的超超临界电厂。《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为电厂设立了能效提升目标，同时宣布未来不再建设亚临界电厂。如果旧有电厂无法在2020年达到能效标准，就必须关闭。此外，中国电厂的常规大气污染标准也大多高于美国和欧盟。
来源：美国进步中心
而海外的清洁煤电转型则更多是顺应时势的结果。虽然中国不会阻止银行或企业投资低效煤炭项目，但高层对“绿色一带一路”规划的承诺，以及中国能效技术的竞争力或许会推动中国银行和企业的环保高效投资，袁家海表示。中方企业在海外煤电项目中越来越着眼于长期的参与，此前可能只是参与建设或提供设备，现在则会共同持有或者直接参与运营。当然，这样做也会增加更多的长期风险，如果替代能源价格下降或政府政策要求设备升级（就像中国自己所做的那样），那电厂可能就会变成“搁浅资产”。所以说，未雨绸缪，投资更加先进的技术可能才是合理的选择。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会将煤电视为电力发展最稳定和最具吸引力的能源选择，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了清洁转型的压力。各个国家必须按照《巴黎气候协定》提交自己的气候行动计划，其中有不少国家承诺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抗议活动也阻止了某些低效燃煤电厂的建设，比如中方原计划参与援建的两家孟加拉国电厂就是一个例子。当地民众针对建设新电厂和移民搬迁发起抗议，活动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
清洁燃煤的局限
虽然这波高效电厂建设热潮能够帮助减少污染、降低燃煤消耗，但是它们都还不能算作气候解决方案。中国拟建电厂中有23％是亚临界电厂，未来将生产2300万千瓦能效最低的煤电，而即使是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其碳排放强度仍然很高。
来源：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简称NRDC）
盖勒格表示：“虽然提高燃煤电厂能效总比无所作为要好，但是建设没有碳捕捉和存储设施的新燃煤电厂仍然有违《巴黎气候协定》的能源转型要求，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新建电厂至少会存在30到50年。” 全球煤炭网络(CoalSwarm)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现有煤电项目的碳排放仍超出巴黎协定的目标，因此，很多燃煤电厂将不得不提前退役。
地区局部来说，高能效技术只能稍微降低空气污染；此外，要想大幅降低污染排放还需要安装价格昂贵的环保设备。
放眼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机构已经同意逐步淘汰煤炭融资。大多数主要多边借贷机构也限制了煤炭融资。去年，世界银行也从唯一一个计划投资的燃煤电厂项目中撤资，并表示现在可再生能源才是一种更便宜的选择。此外，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保险公司也已宣布不再投资或从事煤炭业务。
获得中国资助建设燃煤电厂的很多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些国家在选择减排路径时应有更大的灵活性。“气候分析”组织2016年的一项研究认为，不同地区的脱碳路径应有所不同，但研究还认为，要想实现《巴黎气候协定》中制定的1.5摄氏度温升目标，全球就不应该再新建任何燃煤电厂。
根据2015年9月在白宫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同意严格控制高污染和高碳排放海外项目的公共投资。《绿色信贷指引》也呼吁中国各银行遵循国际最佳投资实践，但这些指导方针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对煤炭项目融资作出明确规定。
袁家海表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中国自身产能过剩的经验说明，抓紧限制煤炭融资势在必行。“中国国内煤电行业当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风险，15年、20年后一定会在“一带一路”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所以中国必须对海外煤电投资设立严格的能效、环保和排放绩效标准。”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