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报道如何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气候危机频敲警钟、以及在欧美各地发生的气候公民行动，国际上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热度不减。有研究显示，当前全美五家最重要的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以及《洛杉矶时报》报道气候变化话题的篇幅是其四年前的三倍。今年5月，英国《卫报》更修改了其内部写作导则，推荐他们的记者在报道气候变化时，使用“气候危机”替代“气候变化”一词, 用“气候科学否定者” ,替代之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称呼。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更有资深的新闻从业者，呼吁今天的记者应该像当年报道二战前夕的战争威胁一样，来报道当前笼罩全球的气候危机。

而在中国， 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在过去几年却显得有些静悄悄。

其实中国并不缺气候话题。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中国近几年来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影响和气候风险日益凸显。在气候政治领域，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作为全球气候议程的重要维护者，其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不可谓不高。然而，中国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似乎长久以来维持着一种“以外部国际会议”为驱动的模式，令很多人一想到气候变化，就想到“开会”、“大国博弈”。一些中国记者也觉得，中国气候报道需要突破“会议报道”模式，找出更能够与公众连接的报道选题与角度。

为了发现和鼓励优秀的中国气候报道，中外对话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民促会）合作举行了2018年“优秀气候传播案例”的评审与交流，并邀请这些案例的作者与民间组织代表以及现场近40位媒体和NGO同行一起探讨气候传播的挑战，分享各自的心得。

除了优秀气候报道案例外，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究所/绿色和平的“中国冰川与气候变化影响”项目还获评2018民间组织气候传播最佳案例。以下为本次交流会的发言精选：

蒋亦凡，自由撰稿人

气候报道在以前是给决策者和产业界写的，现在要变成为普通人和大众写的气候报道。

我们对气候大会等外部事件的报道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本土的议题发现和报道应该跟进，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足够的民意基础来推动政策改革和商业实践的改变。

如何拉近气候报道与普通公众的距离？ 写法很重要，需要有故事性、戏剧性，但实质内容更重要。在实质性的科学内容支撑下，通过展现普通人的呐喊，让人们产生共鸣。

气候报道者应该与气象、生态、水文、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否则容易出错，而在科学上犯错又会使得传播工作在一个复杂的舆论环境中陷入被动。而记者与科学界的合作，也有助于加强科学界的气候变化意识，新闻与科研需要协同。

刘佳，《南方周末》记者

我一年之内做过的气候报道不超过五篇，都是“靠天吃饭”，出现了极端气候事件才去反应。

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气候报道好像越来越少了，谈判没有以前“精彩”了，公众也有点习以为常了，是否我们错过了气候报道的一个黄金时期呢？我的同行跟我一样也有这种疑问。后来我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困难和挑战其实是一直都在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了。以前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气候谈判这些顶层的政治博弈，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气候话题其实跟大家更接近了，比如现在大家会“刷屏”去讨论“北极熊没有家了”这样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气候报道中总有一些情绪点能够触动公众。有人说网络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实它也带来了机会。像我们这样的传统媒体可以借助它们去传播关于气候的事实，以及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怎样的。

崔国辉， 《中国气象报》记者

首先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本身就是学气象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但气候报道也需要忠于事实，对材料需要有一个辨别。过于追求报道的耸动性和爆炸性可能也会造成公众的疲惫。

写好一篇气候报道需要对事件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现在记者有向研究型记者转型的趋势，我也非常认可这种趋势。媒体既要做政府的智库，也要做公众的智库。

冯丽妃，《中国科学报》记者

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国际的气候报道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量的气候科学论文是发表在国际英文期刊如Nature, Science上的。外国一些记者长期跟踪气候科学领域，再加上语言的优势，他们报道起来会更容易。在这方面，国内记者在跟踪报道国际科学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劣势。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注重发掘本土的案例。报道气候议题，应该尽量争取去到实地去看看， 你对气候议题的认识会深刻、全面的多。

吕妍，澎湃新闻数据新闻记者

气象和气候届其实有很多高质量的数据集可以用来产生很好的数据新闻，甚至当国内没有数据时我们还可以从NOAA和NASA调取开放的数据。关键是用这些数据集讲什么背后的故事。现在国内利用数据来做新闻的平台和尝试不少，但是在气候报道领域，普遍的“痛点”是没有系统性地发掘好的故事线索，这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