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振斗志、加快落实《巴黎协定》，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将于9月23日在纽约举行。政府、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等都将共聚于此，制定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在国内外采取的行动及其
参与的多边机制都对世界至关重要。
约翰·霍尔德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环境政策教授、哈佛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的环境科学与政策教授，曾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科学顾问。霍尔德伦教授将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并在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曾称他为“当今时代用最大热忱和最坚韧不拔的精神呼吁对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投入足够重视的人物之一”。
霍尔德伦博士在今年访问清华大学期间，接受了“中外对话”的专访，谈及了中美在气候合作方面目前面临的挫折，以及未来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可以采取的行动。
中外对话（"中"）：去年以来，美国了出现了许多呼吁采取气候行动的民间运动。这是否会在美国的政治层面上带来一些改变？
约翰·霍尔德伦（"霍"）：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名为“美国承诺”的运动，其口号是“我们仍在坚守”，表明参与者仍然致力于履行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承诺。这反映了美国人民普遍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十分严峻。
我认为这一运动正在产生政治影响。虽然特朗普总统继续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但美国国会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需要得到重视。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许多民主党候选人都公布了假如自己当选，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什么样的计划和承诺。这种计划和承诺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首次。
中：中国的气候行动备受关注。过去一两年中国煤炭消费出现了反弹迹象，您是否对此感到担忧？
霍：很难从短期变化来判断这是长期趋势或是短期波动，因为影响各国每年化石燃料燃烧量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还需在未来拭目以待。但我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燃煤排放量会下降。最终，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幸运的是，中国仍然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国家层面仍然决心履行其承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气候变化正在损害中国的利益。各国应该认识到，达成一致意见，认真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不是利人，而是利己，是为了保护自身免受气候变化最坏后果的危害。
中：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煤炭行业广泛谈论的“清洁煤”？
霍：除非二氧化碳得到捕获，没有释放到大气中，否则我认为不可能有“清洁煤”这种东西。即便做到了碳捕获，煤炭也不会绝对清洁：煤炭开采、运输和燃烧仍会产生环境影响。
我认为人类最终将会有一个远离煤炭的过程。与此同时，在向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更加清洁的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会研发和运用相关技术，捕获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最终我们需要的是各个国家和全世界的能源系统都完全依赖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的资源。
中：您如何看待核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霍：我支持增加核能是有条件的。若我们想让核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就需要创新，提升其安全性，降低价格，核废料需要成功处理。我们需要对核技术进行管理，大幅降低其用于制造更多核武器的可能性。
如果这些挑战克服了，那么核能就能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但这并不是解决之道。我们还需要做其他努力。我们需要提高汽车、飞机、工厂和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我们需要更便宜、更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我们需要更好的电网，把可再生能源输送到需求最大的地区去。
中：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以来，您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我们是否缺少一个国际领导角色？
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国，不仅包括水电，还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大力推广清洁度最高的能源技术也是展现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形式。此外，中国还在迅速提升先进技术的研发，在该领域的投资增速已经超过了美国。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以明智的政策应对气候挑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反观美国，联邦政府的退出削弱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美国各州、市、企业和大学的贡献很重要，但它们不能完全弥补国家政府高层的缺位。
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会对国际气候合作产生什么影响？
霍：首先，中国和美国在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领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然而，关税和贸易壁垒的现状是中美在多科学和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障碍。
我希望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并且希望在2020年之后，我们最终能迎来新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恢复两国政府间合作。如果美国方面在2020年后的四年依旧缺乏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导力，那么恢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势头将更加困难。
中：在您看来，中国应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展现气候领导力？
霍：我们要认真对待习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他在会上强调了绿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征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专注于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如太阳能和风能。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仍想建燃煤电厂，如果该倡议最后在没有碳捕获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建设了许多燃煤发电厂，那将是不幸的。这些电厂应配备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这才是我们宣传的理念。
通常情况下，各国更喜欢燃煤电厂是因为他们对燃煤电厂更加熟悉。转向新事物的过程中总是充满阻力。我希望中国和各开发银行采取措施提高人们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信心，降低其使用风险，并在必要时对目前昂贵的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进行补贴。我们需要降低成本，然后找到办法对这项技术未来产生的所有额外成本进行补贴。
必须向社会传达的关键一点是：通过减少排放来控制气候变化，建立气候韧性，以及做好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带来的收益要远远高于成本。如果我们理性地投资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我们所节省的费用要远高于我们的成本。
翻译：于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