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尾巴上，可能很少有人能马上回想起来这十年是怎样开始的。对关心环境的人们来说，2010年仿佛开始于一场糟糕派对之后的严重宿醉：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争吵中不欢而散。圣诞新年的短暂沉寂过后，各国之间的互相指责达到高潮。这一切被资深记者曹海丽捕捉到。在2010年1月7日发表于中外对话网站的文章中，她写道：“虽然中国算是（在哥本哈根）为自己的发展买了时间…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建立在环境急剧恶化的代价之上的，这样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
曹海丽一语成谶。2010年开始，中国环境恶化的症状开始急剧显现。中国社会痛定思痛之后，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旅，大力治理污染，并在2019年年末画出了一道惊艳的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这一切被中外对话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篇文字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们选择过去十年的十篇代表性文章，希望它们能为我们勾画过去十年中国的绿色足迹，并为我们展望下一个十年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2010
普查数据揭示污染减排必须提速 （作者：马军）
中国环保的过去十年开始于一张令人不安的“成绩单”。2010年伊始，中国官方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刷新了公众对于中国环境状况的认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在为中外对话撰写的评论中坦言污染排放远超预期，“应予高度关注”。这个耗时两年完成的污染普查是前一阶段中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的重要注脚，中国环境在当时已经显示出不堪重负的迹象。尽管公布普查结果是一种突破，但遗憾的是，这份2010年的中国环境“体检报告”没有包含颗粒物等重要指标，使得它的“诊断结果”无法反映中国环境的全貌，也错失了预警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的空气污染的机会。
2011
北京的“蓝天”掩不住健康风险（作者：安雪峰）
到2011年的冬天，华北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难以回避。铺天盖地的雾霾使得空气质量成为过去十年中国环境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关键词。独立研究员安雪峰发表在中外对话上的分析文章是那个冬天激发中国雾霾大讨论的重要文献之一，引发了大量媒体报道和中国专家、官员的回应。安雪峰分析指出北京的空气质量评定体系没有包含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等关键指标，因而严重“失真”。这成为当时各方辩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刀阔斧改革空气质量监测和信息公开机制。在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手机查阅各大城市官方PM2.5数据成为中国公众的日常现实。
2012
中国街头抗争型环境运动意味着什么？（作者：唐昊）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以雾霾的方式呈现它的代价。2012年的中国因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而“震动“。在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普通市民因为对冶炼厂、造纸厂、化工厂的污染担忧而走上街头抗议。这些事件在中国环境治理领域引发的反思和改变是过去十年中国环保的一条主线。学者唐昊为中外对话撰文指出，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厂民冲突和官民冲突凸显的地方治理困境，应该通过更高程度的公众参与，将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进行解决。环保“公众参与”逐渐成为中国环保领域的主流话语。
2013
控煤拉锯战 （作者：王建坤、王秀强、徐楠）
2013年，中国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希望在2017年底之前扭转严重的雾霾局面。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控煤”，要求重点区域的省市削减煤炭消费量。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也被认为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在雾霾压力下决心控煤并加速“能源革命”进程，是全球环境气候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但由三位记者为中外对话撰写的文章显示，“控煤”并不容易。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与中央的“绿色议程”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和讨价还价，成为之后多年影响中国环保雄心和进展的重要因素。
2014
专家视角：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作者：中外对话）
在经过了数月“低调“的磋商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在2014年底抛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让世界为之震动。在无果而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过去五年之后，中国首次公开做出关于碳排放达峰的国际承诺，用实际行动弥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减排目标设定的巨大分歧，并为2015年的《巴黎协定》达成和各国自主决定减排目标的全新气候治理模式铺平了道路。中外对话记录下了当年各方对这一声明的热烈反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这一立场变化，微妙地折射了国内环境能源领域正在发生的变革：因大气污染治理而大刀阔斧进行的绿色转型正推动中国重新思考它在全球环境议题中的定位。
2015
中国新丝绸之路连结三大洲（作者：艾•博）
过去十年的中国环境历程并非只是在中国国内展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之后，羽翼渐丰的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一方面开拓中国产品和服务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为胃口巨大的中国经济寻找重要的资源。2015年是中国“走出去”的关键年份，“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年正式成型，而由中国发起并由多国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也是中国重新定义多边开发金融的标志性事件。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专家艾•博为中外对话撰写的文章代表了当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期待、问题和疑虑。时至今日，这仍是西方观察中国海外足迹的主要视角和框架。
2016
大同：煤坑上的低碳转型（作者：张春、刘禹扬）
宏大的绿色愿景和高层的政策战略之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也在被这个国家所经历的绿色转型触动和影响。中外对话研究员张春和摄影师刘禹扬记录下了这场转型的一个地方样本：“煤都”山西大同的煤矿工人们在新兴的太阳能发电厂找到新的机会。这些太阳能电厂就修建在废弃的煤矿坑上。在中国，类似的转型故事正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上演，它们的成功与失败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环境能源足迹。
2017
什么导致了2017年“气荒”？（作者：李婧）
自2013年中国正式“向污染宣战”，到2017年这场“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重新夺回蓝天，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强力推行多项环保政策。其中，将华北地区冬季取暖从主要依赖燃煤转向更为清洁的天然气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战役。数百万户华北家庭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告别烧煤取暖，用上管道天然气。但这项巨大的工程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造成很多农村家庭在寒冷的冬季难以取暖。李婧为中外对话撰文分析了华北“气荒”的成因。2017年冬天的这场风波也把中国雾霾治理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摆上了台面：保护环境的代价由谁承担？让低收入的村民用自己的寒冷为北京的蓝天买单，是否公平？
2018
中国重塑生态环境治理顶层机构（作者：马天杰、刘琴）
中国从2010年代上半段开始显露的生态环境雄心终于在2018年年初落实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部分。2018年3月，“生态文明”理念被写入中国宪法，紧随其后的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大刀阔斧的机构重组：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将统领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职责。在中外对话的访谈中，多位专家认为这一改革是“生态文明路线图中最为具体化的步骤之一“，有助于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和政策制定。气候变化从主管宏观经济的发改委归入生态环境部，也引发了关于气候政策是加强了还是弱化了的讨论。
2019
垃圾分类: 一份官民之间的环境契约（作者：蒋亦凡）
2019年的中国，雾霾已经几乎不再是公众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大力治污的成果是越来越多的蓝天回归中国公众的生活。中国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空气污染的急剧恶化到明显好转的“U形”曲线，这个环境“励志故事”的背后，既有一个重新审视环保与发展的政府，也有环境意识大幅度提高的公众。这样的政府和公众在2019年因为“垃圾分类“而重新开始了对话和互动：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需要她的公众用更大的热情和更强的自律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但习惯了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市民面对”从天而降“的强制垃圾分类要求，并非毫无怨言。在为中外对话撰写的文章中，评论人蒋亦凡认为垃圾分类是官民之间的一份新的”契约“：官方对市民提出强制环保义务，市民就有权监督官方环境治理的承诺。这份契约能否重新定义未来十年的中国环保进程？中外对话和您一起拭目以待。
尾声
解振华和他的气候外交资产（作者：李婧）
在2010年代的末尾，一位中国环境气候领域的重要人物交出了手中的接力棒。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马德里气候大会前卸任，他气候外交生涯正好与中国过去十年的绿色转型高度重合。通过李婧所勾勒的解振华职业足迹，我们得以回顾中国过去十年波澜壮阔的环境史。它为中国环保的各方参与者提供的激励和反思必将塑造下一个十年的中国绿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