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位素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伯明翰一家高层旅馆内,试图解决英国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如何实现净零排放。
去年,英国政府承诺将在2050年全面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所有难以根除的碳排放都将通过植树造林以及其他技术手段来抵消。英国是首个定下如此远大目标的大国,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对整个国家的运作,乃至民众购物、出行、饮食和生活的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为了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实现上述目标,由各政党议员组成的六个委员会启动了“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也就是目前正在伯明翰举行的活动。此次会议跨越四个周末,是英国首次采用此种形式来影响国家气候政策。
公民大会在加拿大有时候也被称作“参考意见小组”(reference panels)。作为争取民众支持艰难决策的一种方式,公民大会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民主国家的欢迎。例如2016年爱尔兰就成立公民大会处理从堕胎到宪法的未来等各种导致国家意见分化的问题;巴黎塞纳河畔的一座宫殿建筑内正在举行一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公民大会;日本的非政府组织正敦促安倍政府开展公众协商以确定更大胆的气候目标。
每个公民大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大多亦有共通之处。普通人聚在一起讨论大事,确定最佳解决方案。参与者虽然是随机选出来的,但需注意反映整个社会的构成。例如此次伯明翰大会的参与者有22.7%年龄在到16至29岁之间,这多少反映了英国该年龄段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21.7%)。大会组织者还需确保被选中的与会者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各式各样。如果被选中的公民都是狂热的环保主义者或负隅顽抗的气候变化否认者,那大会得出的建议就会有失偏颇。
“真是大开眼界,”参加了这次大会的21岁大学毕业生艾莉说。“和如此多元化的群体开会真有趣,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和故事都不一样,真有意思。”
每天艾莉都会和其他与会者一道聆听来自顶尖大学的专家为他们解读国家面临的状况以及出路。每次专家讲完后,他们都会以小组的形式讨论专家的发言,并提出问题,从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到将多余的碳贮存在海洋中是否明智等各种问题。例如我参加的一场讨论话题是如何让英国的交通系统更加环保——应该增加氢燃料汽车,还是专注于混合动力汽车?应该停止修路吗?另一场讲座则是讨论一些公共交通网络免费或发达的欧洲城市如何以此来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讲座清晰易懂,确保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跟上节奏。
32岁的克里斯来自牛津郡,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告诉我,收到邀请信时他曾感到“怀疑”。克里斯承认大气中的碳会导致全球变暖,但非常讨厌引发这场辩论的恐慌言论。“把它看作气候危机,这和我无关,”他说。“危机是一个有敌意的词。”但克里斯希望他的两个孩子能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也很高兴有机会塑造他们的未来。
我认为实现净零排放非常重要,但以民心所向而不是人人自危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同样重要。
4月份,这场耗时四个周末的协商会将画上句号,大会也将向议会给出建议,提出达到净零排放需采取的行动。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一定会有多重视,召集公民大会不是首相的主意,鲍里斯对气候变化也不是那么感兴趣。公民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时间——很可能白白浪费。
48岁的哈米什来自阿伯丁郡的农村,我向他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大会没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他会觉得被出卖了吗?“说到底我又不是小孩,”他笑着说。“如果他们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呀。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决定已经写进法律,所以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更加绿色的英国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哈米什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如果印度、中国、美国等大型经济体不采取措施大幅削减排放,英国实际上又能有多大影响呢?
我问哈米什,他的想法有没有因为哪位专家的话而改变。他点了点头。“我曾经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作了20年,老实说我之前一直怀疑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嘛。”但面对沉重的科学证据,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现在相信确实是有很大影响的。”他笑着说,大卫·爱登堡爵士(David Attenborough)出席了第一个周末的会议并感谢大家的参与,这“很好”。“真人和电视上一样,”哈米什告诉我。
保守党政治家维姬·福特(Vicky Ford)也在周末抽空参加了大会,她是推动促成此次大会的议员之一。我问她感觉怎么样。“我之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现在与会者严肃的态度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告诉我。“专家们知识渊博,也不会回避复杂的问题。”
我问她为什么想举行公民大会——把决策交给公众似乎有点不合常理;这不是议员的工作嘛?
“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她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实现净零排放非常重要,但以民心所向而不是人人自危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同样重要。”
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排放对政治家和普通民众而言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英国的民主制度更青睐的是中短期思维,而不是长期的、可能不得人心的变革。但此次公民大会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大会提出的建议不来自下议院的任何一方,而来自具有代表性的公众样本。
阿德里安是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父亲,他告诉我自己和“生态焦虑”斗争有一段时间了。参与此次大会是一种治疗,他说。“焦虑来自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你知道该做什么,焦虑就会减少。我还是很担心气候变化,但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决策过程,已经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翻译: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