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出炉的研究报告发现，如果要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国际认可的1.5摄氏度范围之内，那么新兴行业要在2050年前把规模扩大到如今的四倍，并且将大气中的碳移除，储存于树木、岩石和海洋中。
联合国气候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将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定义为，从大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在储存起来的人类活动，这些二氧化碳将在陆地、海洋碳库，活着以制品的形式储存数十年、甚至数千年。
目前，每年以这种方式移除的碳约有20亿吨，大多数使用的是诸如植树造林、林地再造、湿地恢复、土壤改良等传统方法。
不过近年来，一个利用新型技术的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它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了以下几个：将碳储存于建筑材料或者生物碳制品中，后者指一种通过在限氧环境中加热生物质而生产的富碳材料；加强岩石风化，包括在岩石表面播撒经过研磨的硅酸盐岩粉末，以加速岩石、水和空气之间的化学反应；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储存（Direct Air Capture with Carbon Storage，简称DACCS），即利用化学过程分离空气中的碳并将其储存于地下。
上个月，名为“猛犸象”（Mammoth）的世界最大的商业DACCS工厂在冰岛开始运行。其经营方Climeworks表示，工厂将每年从空气中滤出3.6万吨二氧化碳并将其永久地储存于地下。该公司计划在美国建设了“多个百万吨级的中心”，即多个每年碳移除能力，达到一百万吨以上的设施。
分析发现，目前此类新方法每年仅能移除130万吨碳，还不到碳移除总量的0.1%，而其余的99.9%使用的都是传统方法。不过，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对于进一步扩大新型方法和传统方法的规模，并在2050年达到所需的每年70亿到90亿吨二氧化碳移除水平持乐观态度。
报告作者认为，总体来看，全球各家企业提出的碳移除能力，将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不过，他们并未对具体的碳移除计划或者公告兑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份由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的学术人员牵头、50多位国际专家参与撰写的报告强调，政界、决策层和商界的领导人们仍应将减排作为实现净零目标的主要方式。
不过他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 CDR技术。IPCC也支持CDR，认为它具有短期内减少排放、中期内抵消不可避免的排放、长期内实现净负排放的潜力。
采取多种方式移除大气中的碳，我们才不会后悔。马修·吉登，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采取多种方式移除大气中的碳，我们才不会后悔。”报告联合撰稿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高级研究员马修·吉登（Matthew Gidden）表示。
此外，他表示，如果大气中过量的碳所引发的气候反应比预期更加糟糕，那么CDR便可以作为一个安全托底措施。“是否需要在我们讨论的规模上使用CDR技术，最终将取决于我们采取的政策和技术选择。”他说。
投资
报告作者提到，CDR技术吸引了可观的公共部门投资。其中，美国采用DACCS的中心获得的资金总额超过40亿美元，是目前为止资金最充足的公共示范项目。
美国能源部也通过招标，选拔可以为其提供二氧化碳移除“信用额度”的企业——每移除一顿二氧化碳可以获得一个信用额度。今年五月，这场选拔赛的入围名单刚刚出炉。
2021年联合国在COP26气候峰会推出了创新使命（Mission Innovation）计划，包含一个CDR启动板，各缔约国将在2025年前共同投资1亿美元。不过，关于已兑现的投资额目前尚无数据。
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挪威和英国也都有政府资助的CDR示范项目。
报告提到，过去十年中，新型CDR技术初创企业蓬勃发展，增长势头超过了专注传统CDR技术的初创企业。不过，2023年在气候科技投资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对此类企业的投资也出现了缩水。
碳市场
自愿碳市场（Voluntary Carbon Market，简称VCM）在为CDR、尤其是为新型CDR技术构建需求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净零抵消副研究员英吉·约翰斯通（Injy Johnstone）表示，2022年到2023年间，新型CDR技术未来交付订购协议增加了六倍，远远超过去年一年以此类技术移除的碳的总量。微软、亚马逊、Klarna等企业均宣布投资新型CDR项目。
然而，与自愿碳市场上的碳信用相关联的，大多是避免或者减少排放的项目，而非碳移除项目。约翰斯通指出，2023年自愿碳市场上CDR信用额度销售占比不到10%。报告指出，2023年，传统CDR项目信用额度发放量从大约2040万下降至1330万。她表示，尽管自愿碳市场在遭遇多次丑闻后，正在进行改革，但单靠改革并不足以将CDR的应用范围扩大至所需的水平。
在可信度方面，CDR面临着长效性、额外性和重复计算等问题。被移除的碳可以储存多久？碳移除项目是否是在减排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项目开发方和碳信用买方是否会重复计算碳信用额？
报告作者强调，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以鼓励CDR的发展。作者提到，尽管联合国气候公约下，一些国家的气候变化减缓计划包含了CDR承诺，但仅有少数国家的承诺中包括新型CDR方法，并且相关表述往往含糊不清。
社会许可
作者提到，由于涉及的部门和技术众多（横跨海洋、土壤与森林、农业、能源和工业等多个领域），复杂的情况让政策制定者推动CDR相关的进展。
他们提到，CDR方法在很多方面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其减缓潜力和成本。报告还指出，对净碳移除量进行监测、报告与核实（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简称MRV）也存在挑战，其风险和协同效益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作者们警告称，如果各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明确CDR在国家减缓策略中的角色，就可能有损CDR的可信度。
IPCC关于CDR的报告发布后，上述情况应当会得到改善，预计其中将给出新型CDR方法纳入各国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方式。报告称，IPCC的报告将为自愿碳市场和政策提供最佳实践的指引。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格雷戈里·内梅特（Gregory Nemet）教授认为，MRV方面的政策对于CDR的成功尤为关键。他认为“如果因私利，或者某些不为履行巴黎协定目标做出贡献的企业，而将CDR边缘化，那么它就会失去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