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全球自愿碳市场因造假与质量丑闻而陷入信任危机。 碳信用标准主要制定机构Verra在今年8月就宣布因质量问题撤销来自中国的37个水稻减排项目。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项目中至少超过一半从未真正实施。
这些“幽灵项目”签发的碳信用部分已经被壳牌、中石油等大公司用于碳抵消。
专家指出，除了变革减排方法学和监管程序之外，碳信用的使用应当回到初心，即碳信用应被视作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贡献，而非用来抵消自身排放。
不知情的农民
来自安徽的三位农民没想到，他们的水稻田会与全球知名的几大能源公司产生联系。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壳牌销售的“碳中和液化气”正是通过这些水稻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来抵消其碳足迹的。
在亚洲，农民通常采用水淹的方式来种植水稻，这可以排除水稻生产期的绝大部分杂草，但水稻根系处在厌氧环境中会产生强效温室气体甲烷。2018年，中国水稻种植排放的甲烷近933万吨，占农业甲烷排放的39.1%，是继养殖业之后第二大农业甲烷排放源。这些碳信用项目则要在水稻生长期间，通过歇性排干稻田中的水，减少水稻被水淹的时间，从而实现甲烷减排。
根据这些减排项目的项目书，三位农民的稻田来自三个不同的项目，但都采用干湿交替种植法。然而，他们表示，从来没有人以减排为由向他们介绍过这种种植法，他们也从未听说过碳交易。三人中，只有一位来自安徽桐城的农民在过去几年尝试过干湿交替种植，但仅是他经营的稻田中一小部分，多数农田仍然采用传统的持续灌溉方式。
这位农民还说，当地农业部门在约10年前推广过干湿交替灌溉方式，但水稻种子与他们平时种植的不同。“当时推广也是志愿的，他们就讲搞水比较困难的田块可以这样种。”他说。但他观察，新种子的产量不如以往，这会导致收入下降：“我种了几亩（干湿交替），这种米好吃，我就自己种来吃，其它的都是传统方法。”
安徽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桐城的农田以丘陵和平原为主。这里河流、湖泊交错，农民们通常不会有用水之忧。但这位农户说，农田的灌溉依靠河水，在极端干燥的季节也会缺水，近几年尤甚，当地推广干湿交替的种植方式主要就是为了应对极端干旱。
这些碳抵消项目开始于2018-2020年。Verra表示，自2022年年底起，他们花费了一年半时间对可疑的水稻项目做了质量审查。Verra一位发言人说，他们发现的问题包括：项目的实施情况未能如实反映、排放参照基线不准确、项目的核查和验证不够充分，但他未提及有多少项目存在真实性问题。
一家叫做Ecoptima的碳信用评级公司在进行大数据分析时发现了这些项目中存在异常。在过去两年，他们联系了70多家地方农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得到的回复是：在他们辖区内，没有在Verra系统下开展的水稻碳信用项目，或是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开展此类项目。
这些证据显示，在Verra撤销的37个项目中，至少有19个项目并未真正实施，除壳牌外，中石油一家子公司、英国能源公司OVO等公司也购买了这些碳信用。另外，还有87个寻求碳信用认证，但尚未完成认证流程的项目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些项目占迄今为止在Verra申请认证的中国水稻项目总数的近40%，分布在中国的13个省和直辖市，平均每个项目所宣称的年均减排量约为57000余吨二氧化碳当量。
“幽灵项目”的造假模板
项目书显示，这些问题项目都有极为相似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它们通常由一家当地农业公司和一家碳交易咨询公司合作开发，都声称与当地农业部门合作或得到支持；这些公司或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对项目质量进行把控；新的灌溉技术要求更精细的水管理，因此这些项目都宣称在项目开始前就由开发公司或当地政府投资，根据中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改进了灌溉系统。
在安徽的减排项目中，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地按照项目书所说改进了灌溉系统。桐城的一位农民称当地仍沿用过去几十年使用的灌溉系统，在进排水时需要将土田埂挖开再回填；另一位则表示，当地的农田改进了灌溉系统，但与项目书所称时间不同。
项目书显示，这些项目在当地推进都极为顺利。项目启动前，项目开发方通常仅召开了一次有当地农户代表参加的利益相关方会议，就为项目争取到“绿灯”。以安徽桐城项目为例，项目书说，这次会议让农民了解到间歇性灌溉种植的好处，尽管此前他们绝大多数从未听说过碳交易、志愿碳标准等概念，但都支持项目落地。
受访的农民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新技术的收成和收益是他们最关心的。其中一位农民说。
间隙性灌溉技术从未在当地普及，正是由于其收成比不上持续灌溉方式。
中国的民间机构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在云南推广水稻减排技术。机构执行主任左智说，低碳水稻栽培技术能实现稳产、甚至增产，但有的技术需要增加投入来实现。然而，他发现在排灌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农民对交替灌溉何时排水或蓄水时常感到困惑；蓄水后，还可能因为担心此后面临干旱而不舍得放水。中国各地面临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左智认为，这就需要因地制宜，推广不同的减排技术。另外，中国大量农田、尤其是南方主要由留守老人管理，“说减排的时候，他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个离生活很远的概念。所以我们主要从如何在气候变化下做到稳产、增产角度来沟通。” 左智说。
失灵的“守门人”
在自愿碳市场上，项目开发商根据 Verra 这样的标准制定者所认证的方法学开展减排项目，标准制定者则依赖于外部独立审核机构（validation/verification bodies）对项目的真实性和质量进行核查、验证。审核机构要通过标准制定者的资质审核，接受评估，严格遵守规定并维护认证体系的公信力。然而，自愿碳市场上这样的“双守门人”制度已被证实多次失灵，市场信誉摇摇欲坠。
2023年初，包括《卫报》在内的三家新闻机构发表调查指出，Verra签发的90%以上的雨林碳汇夸大了减排量。今年11月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份综述性研究发现，在全球2300余个减排项目中，仅有不到16%的碳信用实现了实际减排，除森林碳汇外，这些项目还涵盖清洁炉灶、温室气体六氟化硫（SF6）和三氟甲烷（HFC-23）消除等多种类型，覆盖了近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已发行碳信用总量的五分之一。
研究的作者提出，碳信用的质量取决于碳信用标准的严谨性、项目开发者是否严格执行标准，以及第三方审核机构和碳信用标准机构的监管力度。现有模式下，审核机构由项目开发方进行选择并支付费用，这可能促使审核机构为迎合开发方而放松核查。
新闻网站气候之家对壳牌购买的的安徽水稻碳信用项目进行了卫星图像分析，发现项目中的稻田被人为划分为更小的地块，以规避大规模项目所面临的更严格的标准。
一位在中国长期从事碳交易的专家说，过去，审核方想法设法帮助项目开发者完成“符合”碳信用签发机构要求的文件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碳信用再思考
研究机构碳市场观察（Carbon Market Watch）政策专家乔纳森·克鲁克（Jonathan Crook）提出，由标准制定者而不是开发方来指定审核机构将可能降低上述风险。
发现水稻减排项目可能有问题后，Verra将部分原因归咎于项目采用的方法学不完善。2023年3月，Verra宣布停用所有使用这一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方法学，即方法学AMS-III.AU，开始新的方法学研发。Verra还要求涉事四家审核机构提交整改计划。
与此同时，在Verra寻求认证但尚未完成认证流程的中国水稻碳抵消项目超过200个，随着该方法学被停用，Verra宣布中止所有这些项目的申请。
Verra发言人在回复我们的邮件中承认，涉事四家机构的审核未能达到应有的独立性和严谨性要求，“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严重到可能引发制裁，包括中止其审核资格。”Verra表示目前正在审核这些机构对问题的回应及整改计划。不过迄今为止，他们的相应资格并未受到影响。
德国柏林智库阿德菲（adelphi）的碳市场与定价高级经理陈志斌告诉对话地球，碳市场机制的完善需要从市场的供需两方去实现。一方面，要不断促进减排标准和项目质量的提升。比如，2021年成立的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 (The 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简称ICVCM) 通过制定核心碳原则（Core Carbon Principles，简称CCP）评估自愿减排机制及相应方法学是否达到要求，并为达到要求的减排机制及方法学贴上CCP标签，通过这种“双重评估”为市场筛选出更可信的碳信用。另一方面，不断引导企业如何更好的使用碳信用，“要区分哪些是依靠自身能减排的，只有暂时减不了的，才使用碳信用。”他说。
克鲁克也认为，解决当前碳市场问题应放弃量化每个项目抵消了多少排放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这多被企业用来“漂绿”。
“对于企业和购买者来说，碳信用应被视作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贡献，而非用来抵消自身排放。”他说：“‘贡献’这一理念是取代过时且漏洞百出的抵消模式的迫切选择。”
本文由对话地球与气候之家（Climate Home News）共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