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各国领导人争论碳排放问题的系列峰会改编而成的戏剧，你会愿意花钱看吗？我对该剧的营销团队深表同情（和敬意）。幸运的是，《京都》背后的创作团队知道如何吸引观众。
《京都》带我们回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讲述了《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历程。这项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事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工业化国家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1997年达成，直到2015年被《巴黎协定 》取代。
剧情主要围绕一张圆形谈判桌展开，期间穿插着很多非正式的“小会”，而各国在谈判桌旁就承诺和措辞展开激励交锋。
美国律师唐·佩尔曼（Don Pearlman）（真实人物）是引领我们进入这片唇枪舌战的线索人物。他被一群穿着同款深色大衣的神秘人雇佣，他们是化石燃料游说者（其中七家国际能源巨头被称为“七姐妹”）。这些人需要他的才能来驳斥与其相反的论点。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择手段地阻挠气候行动。
佩尔曼成为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的发言人。这是一个由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成立的强大的行业游说团体。作为一名忠实的资本主义者，佩尔曼系统地消解气候科学，拖延谈判，挑拨各方的分歧。他从一名冷漠的律师变为一个激进的气候怀疑论者。这种转变令人恼火。
它太引人入胜了。在幕间休息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是一部关于污染谈判的戏剧。首先，剧本紧凑的节奏让演员们充满激情。剧情里的岁月匆匆流逝，即使是围绕协议草案中标点符号和措辞的争辩冗长迂腐，而这也能阻碍谈判进程，在剧中却并不令观众感到烦闷。谈判文本片段以红色投影在舞台上方，但却被删改和弱化。随着角色们的辩论，声音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刺耳，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据理力争，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口不择言的喧嚣。
“被困住”的人类
《京都》由英国剧作家乔·墨菲（Joe Murphy）和乔·罗伯逊（Joe Robertson）创作，他们也是加莱难民营（Calais refugee camp）“好运剧院”（Good Chance）的幕后主创。《京都》阐释了人类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故事中的利害关系。以与背井离乡的艺术家合作而闻名的“好运剧院”携手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将这部戏剧搬上舞台，先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Stratford-upon-Avon）首演，目前正在伦敦进行为期16周的演出。
在从加莱到《京都》的创作之旅中，两位剧作家巧妙地将气候变化与流离失所联系起来，既不居高临下，也没有说教。相反，他们呈现了谈判的原貌：各方动机截然不同，局面紧张混乱。
虽然观众可能会想象到联合国气候谈判时通宵达旦的会议、对细节的执着和乏味的过程，但舞台上的身临其境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基里巴斯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之一，看着这个小岛屿国家的代表与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代表针锋相对，这与在新闻中读到相关内容的感受完全不同。忘掉那些统计数据和目标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争取生存权的活生生的人。当危机的后果以戏剧的形式摆在你面前时，你很难视而不见。
戏剧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将抽象变为直观。《京都》用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真实的色彩取代了政治的灰色调。剧中有幽默，也有凄凉，有希望，也有背叛。它提醒我们，每一场政策辩论的核心都是人。
最终，《京都议定书》的力度被削弱了，其带来深刻变革的潜力被大量的妥协埋没。现在，在2025年，我们眼睁睁看着《巴黎协定》徘徊在无关紧要的边缘，摇摇欲坠。
通过唐·佩尔曼这个角色，《京都》讲述了一个人是如何执着于赢得一场争论而走向极端盲目的，甚至不惜以自己子孙后代的未来为代价。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剧，而是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扎心”历程。
面对真相
这样的戏剧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有怎样的意义？除了增加排放，艺术还能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做些什么？当这部作品在世界最著名娱乐区之一的伦敦西区上演时，能产生什么作用？我无法回答。
但正如小说家兼诗人本·奥克里（Ben Okri）在2021年所说：“最最让我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无法想象自己的结局……否则，如何解释善良的普通公民拒绝面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肯面对，就无法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也就无法采取行动来阻止。”
这部戏结束时并非大幕降下，而是落樱纷纷。日本大使说，京都的樱花季一年比一早。但那是1997年的事了。2025年，我们坐在这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在增长。最后一朵樱花落下，剧场的灯光亮起。我们仍然坐在座位上，与气候危机直面相对。
这才是艺术的使命。
《京都 》将在伦敦Soho Place剧院演出至2025年5月3日。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