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至7月3日，各国政府代表齐聚西班牙塞维利亚，参加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U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Conference，简称FfD4）。这一会议旨在为全球发展筹措资金搭建对话平台，距离上次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办已有十年之久。
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塞维利亚承诺》（Sevilla Commitment）涵盖发展筹资相关的诸多议题，包括持续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强调南南发展合作对传统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作用”、以及提升债务可持续性的具体步骤。
本届峰会凸显出全球金融架构不完善、不健康的现状 。近半数的非洲国家偿债支出超过医疗卫生投入，有五个国家的利息支付甚至超过了投资支出。与此同时，联合国计划2030年实现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目前进度普遍滞后。
从此次发展筹资会议还可以看出，自十年前的埃塞俄比亚会议以来，全球发展融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多数国家重要的投融资伙伴，这一现象不仅将持续存在，还将呈现加速演进态势。
尽管政策分歧导致美国退出，但《塞维利亚承诺》仍获得其余19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鼎力支持。然而，全球南方多位知名人士对该承诺持强烈保留意见。
批评意见主要包括，该承诺既未能解决当前紧迫而深重的债务危机（特别是非洲的债务危机），也未能提出明确的后续行动方案。这种情况下，关注下一轮有助于制定具体措施来解决全球发展融资问题的多边会议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COP30上，围绕气候融资的讨论将是一个关键契机。
对话地球就塞维利亚峰会对全球的意义，采访了多位发展融资与债务可持续性领域的专家。以下为经过编辑整理的访谈要点。
杰森·罗萨里奥·布拉甘萨
非洲债务与发展论坛和网络（Afrodad）执行主席
此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政策改革和干预措施。假以时日，这些措施能够逐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获取渠道，从而支持他们落实各自的国家议程。但站在非洲的角度来看，债务和气候之间的关联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塞维利亚承诺》把债务互换和气候债券作为关键工具，但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问题。在非洲大陆超过半数国家已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发行新债来应对气候危机既矛盾又不明智。
尤其是债务互换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证据表明，这种解决方案既不能推动实质性的气候行动，也无法实现债务减免或经济转型。不过，尽管缺乏有效性证据，各国财政部长仍被鼓励采用这类工具。
针对非洲具体的气候适应和发展需求，《塞维利亚承诺》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但值得肯定的是，会议推动了气候资金和发展资金的协同整合，这将有助于非洲更加协调一致地统筹资源生产和分配，并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对接起来。
债务条款部分（第46-51段）确实包含一些有益表述，尤其是关于改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内容。但相关工作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而该组织的一些推定往往无法反映非洲的真实情况。非洲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学界应以此为契机，通过非盟推动建立一个由非洲主导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ebt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简称DSA）框架。
呼吁通过政府间进程开展全球债务架构改革是一项重大进步，特别是在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G20 Common Framework）等现有机制令非洲失望的情况下。令人鼓舞的是，在传统大国踟蹰不前的时候，非洲和小岛屿国家正带头推进改革。《承诺》对各国立法机构在债务与气候治理中作用的认可也是积极进展。目前各国国内改革必须与全球行动协调一致，以确保实现真正的变革。
最后，我们必须把塞维利亚会议视为长期进程的一部分，这是继蒙特雷、多哈、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之后的第四次会议。从债务议题的角度来看，从2002年在蒙特雷召开首届会议到如今的塞维利亚会议，我认为相关讨论能够取得如此成果实属令人欣慰。
阿米娜·古里布-法基姆
毛里求斯共和国前总统、生物多样性教授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改革不能再被视为独立议题。改革必须将气候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纳入考量，同时兼顾实现联合国发展与气候目标所需的关键投资。
对于毛里求斯这样的全球南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债权国和多边机构又为何要关心这个被公认面临气候生存威胁的遥远角落？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提供着关乎全人类生存与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据估计，大自然每年为人类免费提供价值超过100万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摄取的食物和治病的药物。破坏这些生态系统，无异于自断生路。
因此，将自然界面临的气候风险纳入考量，必须成为债务减免方案的优先事项。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债务互换是一种经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它建立在保护自然栖息地及相关生态系统的承诺之上。
非洲大陆有许多债务沉重的国家：高昂的借贷成本让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举步维艰，而对非洲国家而言，异常高企的资本成本更是令其不堪重负。尽管这些国家很少违约，但评级机构却对非洲经济体普遍严苛。
事实上，非洲各国之所以会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面临困境，是因为他们本就不多的资源都用来偿债了。矛盾之处在于，非洲同时也孕育着一些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它们在不断进行着经济改革。非洲大陆还拥有全球30%的矿产资源、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到2050年全球每四个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非洲人）以及60%的可耕地面积（这使其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粮仓）。所有这些资源禀赋都将确保其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石。
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手握如此丰富的资源，非洲领导人却未能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凭借这些丰厚的宝藏，他们本应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非洲不应坐等被纳入某个体系，而是必须获得赋能，因为非洲的稳定将成为推动世界向好的动力。这也应是我们展望非洲未来所采用的视角。
桑德拉·古兹曼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融资组织（GFLAC）创始人
塞维利亚会议是推动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为未来十年奠定了基调。它将有助于我们在其他论坛继续讨论金融机构改革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加剧脆弱国家债务负担。塞维利亚会议吹响了行动的号角，它认识到没有（健全的）金融机构支撑，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
然而，会议成果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尽管会议议程十分全面，纳入了诸多要素，充分体现了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但也正是因为要素过多，《塞维利亚承诺》显得颇为笼统，文本内容过于宽泛，未能明确后续行动步骤。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阐明塞维利亚会议与“巴库-贝伦路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等其他进程之间的关联。
其次，美国退出进程且未派代表团参会，确实是一个问题。虽然这将对进展产生多大负面影响尚不确定，但也为重建新联盟（如小型跨区域联盟）创造了机会。
朱琳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CI）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项目经理
第四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的讨论凸显了中国发展融资模式演变过程中的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发展融资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根据我们的数据，2008年至2024年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承诺提供的公共及政府担保资金总额达472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世界银行发展融资承诺额的56%。但目前中国的发展融资规模较十年前有所缩小，且中方已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法独自填补巨大的融资缺口。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了这一点，呼吁发达国家“足额履行发展援助承诺和气候资金义务，以南北合作为主，将南南合作作为重要补充”。
其次，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扮演的角色日益转向绿色能源。在2021年习近平主席承诺不再新建海外煤炭项目之前，中国发展融资仍以化石燃料密集型项目为主，生物多样性风险明显高于世界银行的项目。但2021年以来，中国的发展融资已呈绿色化趋势。作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领军者，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融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人民币贷款（相比美元或欧元贷款）利率较低的优势，确保将技术转让纳入绿色合作框架，以推动结构性转型。
最后，中国在支持传统机构多边合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日益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发挥作用，同时推动其政策重点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对齐。例如，推动债权人全面参与债务重组并分担责任，以及更清晰地区分生产性债务和非生产性债务。更重要的是，中国同时正在尝试通过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提供替代方案，例如区域金融安排和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等。
布伦达·琼戈·钱达
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经济管理与治理负责人
非洲正面临债务危机与气候脆弱性的双重困境。《塞维利亚承诺》带来了一线希望。它认识到主权债务架构必须与发展倡议及气候韧性建设协调一致。
但光有希望还不够。
目前已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这项承诺认识到，长期以来，债权方的分散格局对赞比亚、加纳等国债务重组进程存在阻碍，并着力推动“债务换气候”、气候韧性债务条款等气候响应型金融工具的发展。这些工具或许能为气候适应行动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承诺还支持开展包容性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并推动建立全球债务登记系统，这标志着，全球债务体系正朝着更加透明、公平的方向迈进，为亟需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份承诺属于自愿性质，缺乏强制机制，既未提供新的气候资金，也未保证任何债务减免。由于缺少约束性条款、债权人合作机制，以及非盟、非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机构的实质性参与，其实施可能会面临进展缓慢，进度不一，且受到外部干扰的风险，从而导致非洲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缺口无法得到填补。美国等主要全球参与者以及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等领导人的缺席，也削弱了推动实质性改革所需的共识基础。
该承诺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技术层面的设计，更受制于主导全球金融的政治经济因素：债权方缺乏协调、财政压力、全球治理失衡以及地方能力制约等因素都将影响其成效。
非洲绝不能继续充当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它必须参与制定塑造其未来的框架体系，这就需要加强非洲的机构建设，确保国家的自主决策权，并且把发展愿景转化为行动。《塞维利亚承诺》虽奠定了基础，但要真正造福非洲，就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将债务减免、气候行动和发展承诺联系起来。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