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发展融资陷入困境。
援助资金的削减引发了人们对气候与发展目标融资的担忧。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当属美国国际开发署惨遭解散。不仅如此，欧洲捐助国海外发展援助的承诺资金额也在减少。
近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四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与会各方开始强调动员国内资源的重要性，并承认当前气候行动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筹措存在不足。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发展与气候相关项目融资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但也颇具争议的角色，其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加重了相关国家的债务偿还负担，二是“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次提出，是一项旨在促进贸易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其中“一带”是指中国经中亚和中东陆路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指经由东非将中国南部沿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从高速公路、港口到发电厂、工厂等诸多领域的项目。您可以点击此处查阅我们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
但中国的贷款模式早已不同往日，其整体融资和海外贷款规模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缩小，如今更多提到的是“小而美”和“绿色一带一路”，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海外贷款中的商业联合融资
十年来，中国海外融资的商业属性日益增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商业贷款机构（而非国有“政策性银行”）在非洲和全球南方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并且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实现国际化发展。融资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海外发展研究所近期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模式正在演变，“联合融资”（即与其他融资方合作放贷）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日益突出，而且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s）的推动。银团贷款是一种联合融资形式，由多家银行共同为一笔交易或项目提供贷款。据估计，2013-2021年间，银团贷款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到2021年，银团贷款的规模已经和中国官方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大幅缩减后的独家双边融资贷款（sole-bilateral financed loans）规模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中资商业银行在这些联合融资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且它们与欧洲以及日本的商业银行集团关系紧密。表面上看，这些贷款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性质的——贷款期限较短、利率较高且为浮动利率。这种模式把更多的风险转移给了借款方，同时也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
为何选择联合融资？
银团化趋势不仅反映出中国金融机构日益成熟和国际化，而且也符合中国金融体系强调通过风险共担来强化风险管控的大趋势。通过整合资源，银行能够承接更大规模的交易，同时降低各自的风险敞口。
对于参与国际交易的中国商业银行而言，如果交易由其他大型银行牵头安排的话，它们就能把风险管理交给更专业或经验更丰富的机构。例如，国际商业银行合作伙伴通常会牵头处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的合规管理以及项目风险评估。由于有合作方负责前期的尽职调查和项目评估，中国参与方就能更放心地进行交易。
除商业银团贷款外，2010年代中期以来，还出现了一小波涉及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的联合融资趋势。此类贷款大多由2010年代初几家多边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设立的联合融资基金推动。
近期政策走向显示，与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正日益受到重视。过去五年，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签署了多项双边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也在持续发展壮大。这表明中国不仅希望与多边开发银行共担风险，也体现了其学习国际机构的技术能力、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的意愿。
近期海外贷款数据还显示，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转贷”出现小幅但显著的增长。所谓“转贷”是指贷款给金融中介机构，再由其使用该资金支持自身交易。在非洲，这种模式已成为与贸易与发展银行（Trade and Development Bank）、非洲金融公司等区域性银行合作的一种趋势。对中国融资方而言，可以将其解读为风险共担的另一种模式，也是把项目筛选、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职能委托给更适合承担这一角色的第三方。
对“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影响
那么，这对贷款接受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意味着什么？有两大趋势尤为突出。
首先，参与方和合作伙伴多元化，以及大力推动风险共担，让中国融资的性质较传统“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更为复杂。过去的模式是政策性银行提供与中国承包商绑定的主权贷款或出口信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承包商正通过股权投资和公私合营模式承担更多项目风险。这两种安排旨在调动私营部门参与，降低公共融资方承担的风险。这反映出金融机构内部更加重视风险缓释与管理，以避免发生一直困扰”一带一路“主要借款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而其中部分国家已经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进行了多边债务重组。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努力减轻海外贷款模式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国有承包商有动机承接高风险项目，而一旦发生主权违约，风险后果则最终由金融机构承担。
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Standard Gauge Railway）就是一个实例。项目前期阶段采用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加国有保险公司承保的模式，这也是2010年代“一带一路”项目的标准模式。然而，该项目却因贷款合同及条款的透明度问题陷入争议。项目下一阶段计划采用混合融资结构和公私合营模式，引入中国商业银行联合融资及承包商参股投资。
其次，虽然煤炭项目已经被排除在外，但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海外贷款和联合融资尚未实现真正的绿色转型。我们估计，2000-2021年间，“绿色项目”联合融资规模约为346亿美元，占联合融资项目总额的40%。这些项目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发电，但也包括低排放高铁等交通设施和工业节能项目。针对可再生能源的联合融资规模依然有限，绝大部分的银团贷款流向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并投向了非可再生能源项目。
在可再生能源融资领域，发展融资的作用依旧至关重要。虽然商业资本发挥着一定作用，但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仍在绿色联合融资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通过优惠融资和长期投资推动交易，降低风险。因此，有必要充实多边开发银行的联合融资资金，例如至今尚未获得增资承诺的非洲开发银行 “非洲共同增长基金”（Africa Growing Together Fund）。
绿色金融前景如何？
与气候融资以及ESG在美国遭遇政治寒潮不同，对中国的银行而言，绿色仍是重要议题。中国商业银行一直是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的全球领跑者，虽然目前主要在国内市场，但正逐渐向国际市场拓展，这一点从其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以及近期推出的“一带一路”主题绿色债券便可见一斑。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还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了首支主权绿色债券。
中国银行机构仍积极寻求与英国、欧洲银行业等国际伙伴开展绿色金融合作，如最近启动的中英“自然与生物多样性金融合作机制”。这个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扮演着同时对接商业银行体系与开发性金融体系的关键角色，成为连接这些网络的桥梁纽带，调动商业资本池投向绿色转型项目。尽管在世界很多地方多边主义的前景不甚明朗，但与中国开展绿色金融合作却未来可期。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