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至29日，北京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44人死亡、30余万人受灾，2.4万间房屋损毁。北部山区312个村基础设施损毁严重，756公里公路、242座桥梁及大量水电设施损毁，全市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转移群众10.4万人。
这次暴雨洪涝是近年来愈发常见的极端天气的缩影。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1984—2021年，我国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171亿元。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指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那么，有多少极端天气事件与人为气候变化有关？进一步说，气象灾害的损失中，有多少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归因研究（extreme event attribution）将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联系起来，量化极端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
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根据2014-2020年间《中国气象灾害年鉴》中有损失记录的干旱、洪涝、风暴、寒潮四类灾害，结合自主构建的中国归因研究文献清单，发现这些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平均每年约有27%（约798亿元）可归因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相对不容易计算和不被人察觉的，是极端事件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即供应链中断带来的经济影响，而且这部分损失超过了直接损失，达到911亿元。这些数字提醒我们，要根据各个地方面临的不同灾害类型，制定相应的适应策略，增强供应链韧性。
“看得见的”直接损失巨大
经测算，2014-2020年间，我国干旱、洪涝、风暴（本文指台风）和寒潮4种极端事件共造成年均直接损失2980 亿元，约占年均GDP的0.36%。其中，约27%（798亿元）的经济损失可以归因于气候变化。
分灾种看，气候变化显著增加了风暴和干旱事件的发生风险，且减少了寒潮的发生概率。不过，对于洪涝的影响比较复杂。洪涝是我国造成最多经济损失的灾害类型，而气候变化对洪涝灾害存在两种相反影响：增加短期强降水和减少长期持续降水。这两个相反作用使得目前的灾情统计无法区分损失来源，因而也造成对洪涝影响归因的不确定性。
具体来说，干旱、洪涝和风暴的可归因损失分别为255亿元、181亿元和473亿元，分别占各类灾害直接总损失的58%、10%和81%。同时，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避免了111亿元的寒潮直接损失。
从行业视角看，农业和制造业是可归因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领域，分别达到321亿元和286亿元，占全部可归因直接损失的40%和36%，其次是水利设施（15%）和交通运输业（6%）。
从地域上看，这些极端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布高度不均匀，占当地GDP的比重最高可达1.27%（甘肃）。干旱影响集中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云贵川地区，而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制造业密集地区（如广东、浙江、山东）在风暴灾害中的经济风险最高。整体上，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受极端事件的直接影响最严重。
“看不见的”间接损失更大
极端天气不仅对受灾地区的人员和财产造成直接损失，由于跨区域的贸易和产业联系，还会通过供应链中断、影响区域间贸易等方式造成跨区域跨部门的间接影响。一些关键枢纽产业，如金属制造、能源产品生产等占据重要位置，如遭受极端天气冲击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干旱、洪涝等事件对农作物生产的直接影响会导致其上下游零售、餐饮、贸易和运输等部门受到间接损失。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和服务中断也会间接影响其他经济部门的正常生产活动。
目前的灾情统计往往只包括直接伤亡人数以及直接经济损失，而只有理解了极端事件的间接损失才能构成完成的图景。我们研究表明，可归因直接损失经由产业链的关联进一步放大，造成跨部门、跨地区的间接经济损失高达911亿元，使得总体归因于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达到1709亿元。
除了干旱外，其他灾害造成的间接损失都超过了直接损失。其中，洪涝和风暴的损失放大效应最大，这主要因为直接承灾部门较多，尤其是资本存量较大、与其他产业关联密切的制造业受到较大直接冲击。而旱灾的损失放大效应最小，主要由于其大部分直接损失作用在农业部门，且农业与其他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较为稳定。所谓“损失放大效应”，就是指灾害带来的初始冲击，会通过上下游供需关系层层传导，让原本局限在少数行业的损失不断扩散、加倍放大。
从行业看，制造业受影响最大，间接损失达546亿元，占全部可归因间接损失的60%。而金融房地产、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等行业虽然未直接遭受灾害，但由于产业链间的传导效应，同样承受了较大的间接经济损失（185亿元，占全部间接损失的20%）。
除了本国极端事件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之外，国外极端事件还通过产业链和贸易关联对我国造成间接损失。在我们今年发表的另一篇对于2009到2019年间干旱、洪涝和风暴的研究发现，中国17%的可归因损失源于境外极端事件，平均每年造成约39.7亿美元的间接影响，其中80%来自风暴事件。北美和亚洲的台风以及亚洲的洪水是这些影响的主要来源地区。这些灾害特别影响制造业。化工、纺织和钢铁行业因贸易联系承担了近三成的国际间接影响，此外，国际贸易链的中断也对商业服务和贸易部门造成了一定损失。
怎么办？
中国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中，“重减缓、轻适应”的现象仍然存在，气候适应资金来源有限。因此，政府的适应投资和技术部署需要明确优先顺序，将稀缺资源首先用于其后损失较高而适应成本较低的地方。
各地区应根据自身主要遭受的灾害类型和受灾部门制定相应的防范和适应措施。按照我们的研究结果，如果考虑可避免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适应领域及灾种包括广东、浙江、福建和山东制造业部门对风暴影响的适应、内蒙古和辽宁农业部门对干旱的适应等。
制定气候适应政策时，还应高度重视产业链关联引发的间接损失。灾难的发生像抛向水面的石子，往往会激起社会产业部门的层层传导和反应。这也意味着加强地区间协作，建立更具韧性的产业链可以避免更大损失。
相对于减缓，适应气候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地方行为”，也因此，气候适应缺少成熟、主动的国际合作渠道。然而，以极端事件造成的间接损失为例，我们的发现打破了气候适应是“地方行动”的传统认知。鉴于中国与美国及东盟的紧密贸易联系，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大的联系，这些地区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会沿产业链传递至中国。亚洲的灾害显著影响中国纺织和钢铁行业，台风灾害对中国石油和焦炭行业的影响尤大。相比之下，中国的建筑业、农业及大多数服务业鲜少受到国际灾害影响。因此，在分配南南合作资金及投资适应性项目时，优先考虑并将这些地区纳入海外投资战略，提升当地适应能力，并缓解境外极端事件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