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于巴库举行的COP29气候峰会上，各国达成一致，决定制定一份路线图，目标是在2035年前实现每年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025年11月5日，在巴西城市贝伦举行的COP30开幕前一周，这份《巴库—贝伦路线图》终于发布。该路线图强调，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中的一半可以来自私营部门。
在报告发布两天后，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 ，简称CASI）、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PRI）以及巴西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简称iCS）在圣保罗市中心举行了一场论坛，主题是加速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来自中国、巴西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提升各国绿色金融目录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以及政策路径如何推动可持续金融的规模化发展等议题。
这是CASI在圣保罗举办的第二场能力建设活动。自2023年在COP28上启动以来，CASI还在中国湖州、香港、约翰内斯堡、多哈、吉隆坡等城市举办过论坛，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金融能力。根据其活动资料显示，该平台计划在2030年前“赋能10万名金融专业人士”。
在论坛当天，CASI主席兼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接受了对话地球的采访。他就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融资挑战，以及中国如何通过南南合作推动绿色转型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对话地球：为什么中国在可持续金融方面的经验在当下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马骏：关键在于可借鉴性。中国的经验源自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高度适用性。
去年，CASI在中国浙江省湖州市接待了一个马来西亚代表团。湖州的人均GDP与马来西亚相近。湖州的银行实现了绿色贷款占总贷款34%的比例——这一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通常的3–4%。代表团对湖州的本地创新印象深刻，同时也深受鼓舞：如果像湖州这样的亚洲同规模城市能够做到，他们也可以。这表明，在全球南方成员国之间进行经验分享，在可行性和可复制性方面往往更具说服力。
债务负担和高成本资本正日益阻碍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行动。中国在全球化绿色金融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一系列系统性挑战，导致资本成本居高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往往较低，在国际市场上会承担过高的借贷成本。此外，汇率风险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国家以美元举债，却需以本币偿还，一旦汇率波动，融资成本便会急剧攀升。最后，许多当地的绿色企业由于缺乏长期运营经验，项目执行风险随之大幅增加。
这些成本与风险使融资变得极为困难，最终导致许多项目由于缺乏稳定的预期收益而无法获得融资和落地。面对这些情况，中国能够提供新的、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
中国目前开放了三类市场，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熊猫债市场、点心债市场以及自由贸易区离岸债市场。这些工具近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利率长期且显著低于美元利率。
| 债券名称 | 定义 |
| 熊猫债 | 由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 |
| 点心债 | 由中国或外国公司在香港和其他境外市场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 |
| 自由贸易区债 | 境外注册主体、境内企业的境外子公司等在境内自贸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
中国的利率多年来一直低于美国。近年来，中美政府债券的利差一度达到3%。因此，用人民币融资正日益受到许多外国债券发行人的青睐。即便将资金兑换回本币所需的汇率对冲成本计算在内，整体融资费用往往仍低于在美元或其他外币市场借款。
我们已看到成功的案例。例如，2023年，埃及成功发行了35亿元人民币的可持续熊猫债券；而去年，巴西苏萨诺纸业和纸浆公司（Suzano Group）则发行了12亿元人民币的绿色熊猫债券。
多边开发银行可以为此类债券提供担保，但仍需第三方信用增级。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发展银行可承担高达95%的风险。问题在于剩余的5%风险由谁来承担。如果有更多机构愿意承保这部分风险，全球南方国家发行人的绿色债券发行将更容易大幅扩展。
国际融资面临着不同的绿色标准，例如巴西新推出的可持续分类体系与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标准存在差异。为此，国际社会正在采取哪些举措以实现标准的协调与统一？
为了解决可持续标准过多且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现象已成为跨境绿色资本流动的障碍，中国与欧盟于2020年共同启动了“共同分类目录（Common Ground Taxonomy，简称CGT）”项目。此后，我有幸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简称IPSF）担任分类目录工作组联合主席，推动了和组织多个版本的CGT的制定。
2022年，工作组基于中国和欧盟的分类体系制定了CGT。而在2024年，工作组又推出了多司法管辖区共同分类标准（Multi-jurisdiction Common Ground Taxonomy，简称MCGT），整合了欧盟、中国和新加坡的分类体系。
CGT和MCGT已被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参与者用作绿色金融产品的标签工具。借助这一套标签，可持续金融工具更容易获得全球投资者的认可。最近几个月，我正主持一个核心小组，讨论MCGT下一阶段（MCGT 2.0）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已经在审核和提交阶段，有望在2026年正式推出。
我希望下一阶段能够扩大MCGT所涵盖的活动范围，使其更全面。例如，我们正在努力推动建筑和房地产资产的低碳转型标准的协调统一。同时，我们也在考虑纳入更多具体的行业和活动，如关键矿产以及“零碳牛肉”等新兴领域。
MCGT未来工作的另一方向是将其司法管辖成员国范围扩大到中国、欧盟和新加坡之外。例如，巴西已表达了加入该项目的意愿。
您能说明一下共同分类标准（CGT）在实际运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吗？
在市场实践中，《共同分类标准》并不单独使用。当中国债券在全球发行，尤其面向国际投资者时，通常会聘请第三方验证机构，例如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他们必须同时核查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某一CGT绿色类别，并同时确保满足其他‘绿色、可持续“要求，例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及其他保障措施中的规定。
这些要求包括“无重大损害”原则。该原则规定，在支持某一环境目标（如气候变化减缓）的同时，绿色债券所资助的活动不得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如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重大损害。
简而言之，在评估绿色债券是否符合可持续性主张时，CGT/MCGT还是需要与其他绿色金融原则及监管要求相结合。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强劲，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领域。这一波中国海外投资将如何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转型？
由于中国大型企业能够从中国的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利率通常在2-3%左右 （而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资成本往往超过10%），使用人民币资金能够显著降低海外项目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主要评估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而不只是海外项目本身的风险。对于信用良好的企业而言，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内置担保机制。
这一模式还为主权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即从政府背书的借贷转向从中国企业获得股权投资。此外，中国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成熟的技术、广泛的供应商网络以及经验丰富的工程、采购和建设团队，这些均有助于降低项目实施风险。结合低成本资金，这些因素能够提升整体项目的可行性，使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绿色投资更具可操作性。
您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金融合作的下一阶段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下一阶段的潜力巨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太阳能、电动汽车以及废弃物循环利用等领域对中国投资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绿色技术的成本竞争力以及更低成本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对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的需求十分强烈。CASI倡议正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发起的。
在政策、项目以及金融机构层面，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仍缺乏绿色金融的必要基础，即明确且可操作的标准、完善的项目储备、合适的金融产品以及政策激励。因此，许多项目尚未具备“可融资性”。在下一阶段，提升项目业主开发可靠、可融资项目的能力，将成为核心挑战，也是CASI能力建设工作的一个未来重点。
最后，有人认为中国推动海外绿色金融的主要动机是地缘政治。对此，您如何回应？
过去十年，我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绿色金融网络、IPSF、CASI，以及众多推动绿色金融的双边国际合作平台上开展工作期间，从未有人要求我去为“某种地缘政治目标”服务。
我们在这些平台上的工作，包括推动可持续金融政策的全球共识、开展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以及支持产品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有成员国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巨大需求。
我认为上述国际合作机制和倡议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国在发起和运行这些机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较早成功采纳绿色金融实践的国家，中国既有能力，也有义务成为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