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议题讨论中，人们常把“高温”当作一个单纯的数值看待——一个需要警惕的阈值，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但在全球诸多地区，高温并非孤立现象。
它伴随着湿度而来，对人体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未被充分认识，也被严重低估。我们称之为“潮湿高温”，即高温与空气湿度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热环境。
潮湿高温正日益被视为最危险的极端天气之一。然而，现有的衡量与应对方式往往难以反映许多人的真实生活体验。气候适应能力有限的地区尤为突出。
高湿环境对人体的危害
当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时，主要会出现两种反应。
首先，人体将血液从核心脏器导向皮肤和四肢，以此来帮助散发体内热量。其次，会分泌汗液，当汗液蒸发时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从而有效降低体温。
这是一个关于CATCH项目的故事
本故事是对话地球与波士顿大学合作开展的“城市高温社区适应”（Community Adaptations to City Heat，简称CATCH）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惠康基金会（Wellcome）资助。对话地球的所有内容均保持编辑独立性。
这一过程的降温效果取决于汗液的蒸发效率。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由于空气中已含有大量水分，汗液不易蒸发，只能滞留在皮肤表面，使身体更难降温。
要体会这种感觉，可以想象在闷热的天气里隔着一块湿布呼吸，或把自己裹在一条湿漉漉的毯子里。随着空气湿度上升，即便气温并不算高，也会让人产生近乎窒息的压迫感。此时，人体核心温度开始攀升，调节体内热量的能力受到考验，心脏和循环系统的负荷也随之增加。
在高湿环境中，身体仍会不断出汗，但这种出汗不仅无法缓解体温过热，持续出汗还会带来新问题——身体脱水。这会进一步加重心血管系统负担，并可能损伤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控制，最终可能导致意识混乱、昏厥，甚至器官衰竭和死亡。
衡量热应激的方法
衡量热应激的方法有多种，但每一种都有其局限性。
一种常用测量指标是湿球温度（wet-bulb temperature，简称WBT），传统测量方式是用湿布包住温度计的感温球。当空气流过湿布时，会带走热量，从而使温度读数下降。WBT结合了空气温度和湿度，用来反映人体通过出汗和蒸发进行散热的效率。其中一个关键参数是相对湿度，它表示空气中实际含有的水分与在该温度下空气所能容纳的最大水分量之间的比例。当WBT达到35°C（通常被视为人类可生存的理论上限）时，即便是健康的人在阴凉处静坐，也可能无法维持安全核心体温。WBT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但它默认存在空气流动，而现实环境中并非总是如此。
户外场景下，尤其是在工作场所或军事环境中，更全面的衡量指标是湿球黑球温度（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简称WBGT）。它将太阳辐射和风速等因素纳入考量，能更真实地评估在阳光下进行体力活动时的热应激。但WBGT仍然无法涵盖一些关键因素，例如住房条件、制冷手段的可及性或个体潜在的健康风险。
最常用的公共热指标是热指数，它结合气温和相对湿度，得出“体感”温度值。但该指标默认处于阴凉、有微风的环境，且适用于身体健康并已适应高温的人群，因此并不太贴合许多人实际所处的环境。
总之，这些工具都无法全面反映真实世界中的风险，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薄弱、社会脆弱性高且湿度较大的地区。
35°C阈值的局限
随着科学界对潮湿高温的关注不断深入，公众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但理解上的偏差时常存在。媒体常常将35°C的WBT视为生存与致命条件之间的明确分界线。虽然持续暴露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确实可能致命，但这种表述方式容易造成误导。它暗示只要低于35°C就是安全的，而事实上，在远未达到这一阈值时，严重的健康风险就可能已经出现，尤其是在长时间暴露、从事体力活动或缺乏有效降温条件的情况下。
人体对热的反应并非依据绝对数值，我们的评估也应当体现这种复杂性。
这些阈值往往被误认为具有普适性，却忽略了个体脆弱性会因职业、居住条件、基础健康状况以及适应能力的差异而显著不同。暴露时间同样至关重要，即便是中等程度的潮湿高温，如果持续数小时，或日复一日地反复出现，也可能变得危险。公共机构、医护人员、应急响应者、记者甚至研究人员，都可能在无意间强化这种误解，因为他们往往聚焦于这些被简化的阈值，而未能认识到风险梯度差异。人体对热的反应并非依据绝对数值，我们的评估也应当体现这种复杂性。
测得的阈值与实际脆弱性之间的脱节会带来严重后果。
由于潮湿高温往往悄然发生，并不会出现某个格外突出的极端峰值，其造成的伤害常常未被纳入官方记录。人们可能因心脏骤停、中风或呼吸衰竭而倒下，但记录中却未提及高温是其中的诱因之一。在世界许多潮湿高温不断加剧的地区，尤其是在农村或基础设施薄弱的居住环境中，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和死亡往往存在漏报或误分类的情况。这既源于监测体系的不足，也反映了在识别高温对健康影响方面的系统性缺口。
在中风或心脏骤停等病例中，高温几乎从未被记录为促成因素，即便高温可能加剧了原有的健康问题。结果，许多与高温相关的死亡被归因于基础疾病，使潮湿高温的真实影响在官方记录中被掩盖。这种低估不仅削弱了公众意识的提升，也增加了设计预警系统和合理配置高温应对资源的难度。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潮湿高温带来的负担往往被掩盖，尤其对贫困人群、老年人以及有既往健康问题的人影响最为严重。
同样的高温，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
即使气温相同，不同人群对高温的感受也大相径庭。顶着烈日劳作的建筑工人、在铁皮屋顶教室里的孩子、以及住在拥挤且通风不良房屋中的老年人，他们面临的风险截然不同。能否获得降温、遮阴、通风、清洁饮水和医疗服务，对健康状况影响深远。然而，这些资源的分配却极为不均。
在许多面临潮湿高温的城市中，空调仍然是富裕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与此同时，从外卖骑手到街头小贩等零工，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继续在户外工作。农村地区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和老年人，虽然身处室内，但房屋往往聚热严重、通风不佳。
即便配有降温设备，电力供应也并非稳若无虞。电网在热浪期间愈发吃紧，还可能因季风前的暴风雨或气旋等复合灾害而被迫中断。偏偏停电常发生在数百万人最需要降温的时刻，让他们暴露于风险之中。
暴露程度、职业类型、基础设施和能源获取方面的差异，使热应激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紧密相连。对那些本已因贫困、边缘化和医疗资源匮乏而处于高风险的群体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影响。
社区层面的高温应对方案
热应激不仅仅是一个气象现象。某些地区为何比其他地方更热、某些人为何更容易暴露在高温下且更难以适应，其背后牵涉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等多重因素。
这意味着，要想有效保护所有人免受高温危害，相关方案必须将这些因素一并纳入考量。
能够强化社区社会安全网的政策和项目，同样能提升社区应对高温的能力。例如，美国波士顿医疗中心的“清洁能源处方”项目，让低收入患者可以凭初级保健医生开具的“处方”来支付能源账单。再比如，建设小型、分布式电力网络的微电网项目，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使社区能够自行发电，从而在停电时减少对国家电网的依赖，并让风扇和空调等降温设备得以继续运转。
美国其他一些直接为社区提供降温支持的项目也被证明行之有效，例如空调赠送计划，或新奥尔良的“社区灯塔”项目。后者通过增加太阳能和备用电池容量，将现有的社区空间如教堂改造为指定的避暑点，为那些家中缺乏足够降温条件的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去处。
随着全球高温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我们必须超越仅依赖个体层面的防护与适应，创造新的互助方式，无论在多么炎热潮湿的环境下都能稳住阵脚。
阿克谢·拉吉夫（Akshay Rajeev）以志愿者身份为本文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