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洪觉得最近两年天气很怪。
他住在四川东部的乡村里，以种水稻等农作物为生。按照中国农谚“谷雨插秧”，他一般在4月插秧，但今年，他直到端午节才能行动。这是因为今年村里经历了春旱，有效降水屈指可数，但堰塘里需要大量水来浸泡土壤，插秧才能顺利。老洪说，今年已经不算极端，因为去年春天他连秧苗都没能栽下去。
除了春旱，高温热浪让他在田间的劳作更加辛苦。今年6月下旬，我见到老洪那天，村里难得下了场大雨，持续一周多的高温从39℃降至29℃。雨还没停，趁着降温，老洪就赶紧换上雨靴，去地里抢种红薯。
不只是老洪感到困惑，今年，内蒙古西北部降水量超出以往经验，让沙漠里绿洲农场的蜜瓜采收者发了愁。采收期过多的降水导致瓜容易开裂、品质也有所下降；在传统的农业大省河南，自九月以来不断下了近40天的“烂秋雨”，这导致当地秋收进度推迟。以往每到“霜降”节气（今年是10月23日）秋收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陆续进入冬小麦的播种高峰期。但今年，连绵的阴雨打乱了传统的农事节奏。
一直以来，中国农民主要依据传统“二十四节气”来安排露天的农事活动。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仅节气时间偏移，物候期变化，极端天气也增加扰乱节气规律，让农民凭借过往经验难以应对。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中国的宏观制度正在做出积极改变，但农户和专家都表示，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之间存在信息差。提升农业生产的气候韧性背后，还需要讨论农业中的现实生计问题。
政策积极，生产者被动
政府很早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1994年，国家首次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概念后，从2010年开始先后推出三版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战略文件。2022年，中国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一步明确应从应对灾害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提高气候韧性。
落到农业上，即依据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生态关系改变来进行统防统治，并加强对土壤的保护；在技术上提升气候适应性建设，例如选育抗旱、抗高温的品种；重点研究能够适应高温干旱、旱涝急转和极端低温等状况的耐腐蚀性水利建筑新材料等。
2016年，中国针对城市发布了专项的《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但至今，尚无农村专项气候适应方案出台，只是散见于各部门的政策文件之中。关注中国农业的媒体《食通社》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涉农部门在制定策略时已经开始将气候适应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虽未冠以‘气候变化’之名”。
农民老洪并不了解这些宏观的国家政策动态，他只意识到天气正在变化，必须做出改变。去年春天经历旱灾时，他将家里2亩稻田改成大豆。今年，他更是提前通过当地公益组织拿到旱稻品种，在自家一小块田里进行旱稻种植。
但并不是每个农户都像老洪一样有对策。对比积极转变中的宏观政策，个体生产者们面对极端的天气显得被动。
在绿色和平一份研究农业和气候变化适应的报告《节气的时差》中，来自陕西、重庆和河北的小农们也正在经历节气和物候的变化。但当河北的小农被问及如何应对更热、更旱的天气时，他们的回应大多是“靠天收”。对他们来说，“不管”或许是最无奈也是投入最小的应对。
这种落差背后，除了有专项政策的缺失与分散，还有基层执行与宏观政策之间的信息差。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显示，基层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及其重要性的认知水平及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能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即使有很强的政治意愿，但缺乏抓手，在资源匹配上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指导而导致政策实施困难。”
这也符合笔者的观察，在地方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推广气候适应的农业技术时，吸引政府合作的动力更多是“保证粮食生产”，而非“气候适应”。
两种适应策略各有无奈
农业生产者气候适应方式，跟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和生计模式有关。
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村庄里多为老年农户。当极端灾害发生，老农户信息相对滞后，很难及时应对。另外，留守小村的老农大多维持较小规模的生产，农业被视作一种副业。其家庭收入的结构除农业收益外，还包括了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入。
正是这种兼业特征，让小农在面临极端天气打击时，可以通过别的家庭收入来源对冲风险，另一方面借助减少种植面积来止损。参与《节气的时差》报告写作的中国农业大学刘娟副教授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收缩性应对”，农户通过减少为市场生产，来应对气候风险。
与之相对应的是“扩张性应对”，这类生产者往往是规模更大的合作社或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的生产不同于小农的兼业状态，更多时候作为一个职业农民为市场生产，所种植的作物也多是果、蔬类经济作物。
这类生产主体，在收益、规模上比小农体量大，受灾后规模化农场也容易获得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或投保支持。
规模化生产主体往往通过升级农业设施，如投建暖棚、防雹网等来应对极端冷害，通过安装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设施，来应对更干旱的气候等。但这些设施投入成本高昂，高的多达数百万。
刘娟认为，较大的生产主体在面对极端天气时，韧性反而比小农更差。对于这类生产主体而言，更大的规模意味着更高的农资、人力成本。而且投入成本高，意味着生产者需要利润率更高的商业模型和作物选择。 “（当气象灾害来临时）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大。”刘娟说。
刘娟在河北走访的一个综合性生态园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该生态园除种植业务外，也开发有文旅项目。过去四年生态园接连遭遇气象灾害，2021年和2023年的夏季遭遇暴雨洪灾 ，紧接着又在2023年冬季遭遇暴雪、冻害，今年夏天又遭遇洪灾，导致园内大棚、道路桥梁、滑雪道等基础设施被冲垮、生态被破坏。
“灾后重建的资金流向是有优先序的。”刘娟走访的生态园被冲断的道路，在修缮阶段经历了较长的周期，因为生态园所在的区域，并不在当地政府灾后重建的最优先级上。
农业保险的困境
作为一种气候适应的金融手段，农业保险在中国的推进也困难重重。尽管 2021年财政部印发的通知，以及2022年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里也提到推广天气指数保险、探索农业巨灾保险机制等措施，但目前的探索都处于早期阶段。
具体而言，不同地区的农业保险能够投保的作物类型、赔付条件还各有差异。以陕西某苹果合作社为例，他们虽然按照标准缴保费，但如果实际受灾面积没有达到特定规模，就很难获得理赔。在河北的生态园也曾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但赔付时发现，其设施损毁的损失并不在理赔范围内。
目前，农业保险的理赔范围相对局限，难以量化成本，如人力土地成本没有计算在内。例如，《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提到关于种植业保险标的的保险原则，只覆盖作物生长期内的农资投入品，如种子、化肥等。
此外，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高风险、高损失和高度不确定性，这导致商业保险公司针对农业设计险种时，面临着层层困难。
“不能因为一次理赔，公司就没了吧。”刘娟认为，这类险种的设计不仅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更应该考虑将更多利益方纳入考虑范围。“当我们谈保险时，不能只谈保险本身，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基础问题——哪些组织或主体应该参与进来承担责任。”
不能让农民承担全部风险
无论现有气候适应手段的不足，还是农业保险遭遇的挑战，都折射了中国农村复杂现状：农民脆弱性高，产业利润低，劳动力老龄化、公共基础设施缺乏维护。
要做出合理的决策，目前还需要数据和合理的利益分配，不然风险都会落到农民身上。
刘娟在研究美国的农业基础信息时注意到，调研人员早期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户具体的信息，包括土地情况、种养殖信息、生产情况等。基于这些细分的基础数据，再进行分类普查，例如基于不同的土地类型进行肥力调研等。基于这些数据制定政策。
而中国在政策层面也才开始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直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提出，要“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
刘娟认为，农业风险的承担主体应当扩大。相比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的利润相对较低，一些碳排量大、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气候影响大并且高利润的组织或企业，应当参与到农业保险的赔付中来。未来可以通过碳税，或者从企业ESG预算中划拨资金来赔付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
此外，中国农村还普遍存在着劳动力老龄化、公共基础设施缺乏维护等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仅从农业的视角下，很难有真正提升气候韧性整体落地方案。”刘娟说。她认为，在未来，既需要考虑协同更多社会组织、资源的参与，还需要结合科学研究和政策内容，提出一个共识性的行动倡导或框架目录。“让大家的行动往能往同一方向努力，而不是南辕北辙。”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