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Covid-19）重创全球经济和美中关系紧张的当下，世界都逐渐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欧盟，希望中欧关系能够成为解决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环境普遍恶化等紧迫挑战的钥匙。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欧盟和中国都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双方都坦诚地承诺仍然会致力于推进《巴黎协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绿色进程。然而，备受期待的德国莱比锡中欧领导人峰会的推迟，让双方达成突破性气候协议的前景出现变数，也给双方合作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
作为中欧环境合作的重要促进者和协调人，龙迪（Dimitri de Boer）向中外对话解释了中欧之间的双边绿色合作如何在充满外部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向前推进。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新冠疫情对中欧环境合作造成了哪些影响？在这个困难时期，双方的交流是否仍在进行？
龙迪（以下简称“龙”）：欧盟在今年年初刚刚确立了非常有力的环保方针，紧接着就发生了新冠疫情。欧盟执行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非常希望与中国接触，以加强中欧环境关系，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议程等问题上。
他原本计划在2月访问中国，但由于疫情而取消了行程。但此后，他与副总理韩正和新任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通了几次网络电话。而在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两年才会造访一次中国。他还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政策建议建言献策，该国际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供关于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咨询。可见中欧双方都还在非常积极地参与环境议题沟通。
中：在这些交流中欧盟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龙：最重要的话题可能是绿色经济复苏。欧盟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绿色新政”。德国、法国、乃至整个欧盟都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从而确保以“绿色”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疫情。例如，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有一定比例的资金安排用于气候行动和绿色产业，如电动交通、建筑改造和氢经济等。
尽管中国似乎并未推出某种直接的“绿色刺激计划”，但中方并不希望经济复苏以环境为代价。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该计划将设置政府未来五年的重点支出领域、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转型。中国可以与欧盟展开交流，探讨如何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并制定相关规定，避免那些阻碍绿色转型的行业出现过量的“碳锁定”。
制定长期目标的实践也是中欧交流的一个重要领域。“十四五”规划的时间跨度为5年，而“绿色新政”的目标时间跨度则是从2030年至本世纪中叶。设定这些长期目标非常有助于行业做出面向未来20-50年的积极投资决策。
中：在您看来，中国方面对绿色经济复苏有什么兴趣吗？
龙：我已经看到了种种迹象。绿色经济复苏是CCICED今年给出的政策建议中的头号议题，这表明国务院方面是感兴趣的。在执行层面上，我们在中欧环境与绿色经济合作项目下举办了几场由中方发起的有关欧盟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复苏的网络研讨会。还有人希望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与伙伴国家的绿色经济复苏联系起来。
中：2020年伊始，欧盟内部曾寄希望于9月在莱比锡召开的中欧领导人年度峰会上达成中欧高层气候协议。但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峰会推迟，那么中欧气候合作的前景如何？
龙：莱比锡峰会一开始选的时机不凑巧。对于中国来说，在今年9月份做出任何真正的气候变化承诺其实有些仓促。 “十四五”规划仍在制定中。根据《巴黎协定》，中国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领导人峰会推迟到11月或12月，可能会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想清楚在新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打算提高哪些目标。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明朗也有帮助。我相信中国会提升自己的雄心。或许即将召开的中欧峰会将有助于“激发”中国的思考。
中：欧盟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会不会使双边关系复杂化？
龙：欧洲的这一举动很大胆，将可能带来两种结果。 如果中国把欧洲推进碳边境调节税作为机会，然后加快推动自身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那么中国就有理由申请豁免，因为碳价已经反映在商品中了。这是一个积极的情境。
欧盟想要的是目标“提高、提高、再提高”，而中方却一直在说“实际、实际、再实际”龙迪（Dimitri de Boer）
消极的情境是，欧洲和中国也开启“贸易战”，例如中国对欧洲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作为报复。这样一来，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我认为现在我们有机会就如何进行碳边境调节税展开对话，但这并非易事。中国公司应在国内支付多少碳价才能确保免于征收欧盟碳边境调节税，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怎么衔接？
中：您还提到了生物多样性，这是今年中欧环境合作议程中的头等大事。在疫情大流行的困难时期有何进展？
龙：在整个疫情期间，为了给即将举行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现在推迟至2021年5月）做准备，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为双方参与生物多样性谈判的代表举办了两次非正式的研讨会，一个是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ABS）的技术问题，另一个探讨的议题则更为广泛。要使《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所有成员坐在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让一些更有雄心的国家集团之间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很有帮助。目标、强化落实机制、资源调动、以及缔约方会议应如何组织等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中：您认为欧盟对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寄予了怎样的期望？
龙：欧盟对此次大会的期望很高，而且欧盟内部的压力也很大。在我看来，欧盟想要的是目标“提高、提高、再提高”，而中方却一直在说“实际、实际、再实际”，因为它不想到2030年昆明目标无法实现。中国还需要确保其他各方真正愿意接受新的框架，特别是那些担心融资和责任共担的发展中国家。
中：作为绿色新政的一部分，欧盟正提议制定新的更具雄心的法规，确保进口产品不会导致森林砍伐。作为木制品和食品的主要加工国和出口国，这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龙：这与碳边境调节税的问题类似。欧洲希望进一步加大对进口产品的环境影响的审查力度。这无疑会增加中国生产商在欧洲销售某些商品的难度。中国政府正在快速转变思维，思考如何解决商品生产导致的森林砍伐问题。大概一两年前，我很少听到有人谈论这个问题。2019年，CCICED开始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展开政策研究，这表明中国政府有兴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此后，我还从商务部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对这个问题逐渐开始感兴趣：政府如何才能发挥作用，提高产品的可追溯性，甚至也许是出台一些关于尽职调查的规定？目前为止，政府的立场是，这应该由行业主导，而且应该是自愿的。但随着许多国有企业开始寻求指导，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或许也需要研究一下，拿出自己的方案。
关于木材进口法规的讨论由来已久。2019年新颁布的《森林法》的确对合法性提出了要求，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适用于进口产品。如果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澄清这一点，那么它将为其他商品开创先例。欧洲已表现出推动进口商品实现“零毁林”的决心，这将对中国产生激励作用。与碳边境调节税类似，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政府要么会说欧盟正在设置不公平的贸易壁垒，要么可能会制定自己的合法性战略。如果是这样，那将为全世界开辟一个全新的竞争领域。就此展开对话，并在欧盟和中国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将非常有价值。
中：中欧绿色合作是否会产生环境以外的影响？
龙：眼下美中关系非常脆弱。这个时候，欧盟与中国能继续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等全球环境挑战，是极为可贵的。这种合作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环境领域，还将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迫切需要的积极动力。
翻译：BAI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