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彼得·德拉霍斯（Peter Drahos）是一位能够从新的视角解读难题的澳大利亚作家。他为自己的新书《生存治理：中国世纪的能源与气候》（Survival Governance: Energy and Climate in the Chinese Century）选择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为什么目前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不起作用。他认为中国选择可再生能源，支持材料的循环利用（例如城市采矿）的做法或许是“最不乏胜算”（least improbable）的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本书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德拉霍斯2002年曾撰写过一本关于知识产权的书。这本令他名声大噪的书用“信息封建主义”（ information feudalism）的概念——即我们都是为好莱坞和硅谷的产品支付版税的版权奴隶——打破了用创造力和创新来形容知识产权的普遍言论。他在有关澳大利亚的贸易站位的辩论中也表现得令人瞩目。当时澳大利亚正在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并最终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不过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就退出了该协定。
德拉霍斯在这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提出，中国可能是解决气候变化危机的最有效的参与者。他研究了工业文明在面对气候威胁时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并没有简单地呼吁展开更多的国际谈判，或是号召富裕国家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道德挑战加以应对。相反，他认为各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前进道路。他建议，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庞大经济体量的强国， “（相对于其他更无法胜任这一角色的国家来说，）最有能力”做出重大变革。德拉霍斯坚持认为，需要有外部冲击来迫使世界远离化石燃料，而国家行动是提供这种外部冲击的关键所在。作为全球最大的采购市场，中国可以为推动新标准提供动力。
德拉霍斯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创新是关键。他基于自己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背景，认为美国无法加速必要技术的全球推广。欧盟、日本和印度也不能。相反，只有中国有能力、又有最大的动力推动全球资本主义朝着新的、非化石燃料的方向发展。中国如果想要通过化石燃料追求霸权，会面临现有的美国跨国公司及网络给它带来的无休止的阻挠。但当中国希望通过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新范式建立起自己的能源与资源安全，就有可能摆脱美国的统治地位，为自己开辟出一个能够落实“生存治理”（survival governance）的新的技术空间。这就是德拉霍斯所说的“最不乏胜算”前进道路。
中国将如何提供这种成功所需的治理模式？可以预见，德拉霍斯将在中国所谓的贤能政治体系以及周边文献中找到答案的来源。他虽援引了贝淡宁（Daniel Bell）的《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2015）一书，但没有真正以此立论。相反，他引用了自己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程文婷的研究以及她提到的中国的压力驱动机制的概念。这解释了中国各级政府如何逐级向下传递压力，从而实现其目标的过程。程文婷在论文中用这一机制来解释中国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体系。该机制的三个组成部分—拆分任务并分配责任、解决问题和绩效评估—在中国成为专利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力量的过程中很可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以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懈地努力摆脱对化石燃料和开采性资源的依赖也要归功于这个行政框架，则有些牵强。考虑到这一概念在德拉霍斯书里的分量，大家希望看到对这一概念展开广泛讨论，以及在知识产权领域以外应用的一些证据——但我在文献或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德拉霍斯并不认为中国做出绿色选择的原因是其正在推动规模空前的工业化战略。相反，他用中国在进行城市实验（创建十几个新的生态城市）以及建立所谓的“生物数字能源范式”（ bio-digital energy paradigm）创新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来进行论述。“生物数字能源范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框架，它将生物创新与数字化发展融为一体，并将二者定位为能源创新的推动力。该框架还没有在能源领域的文献中得到充分的论证。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最近与他人合著的教育理论文献中讨论了这个概念，但同样，其作为理论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无法为全世界如何摆脱化石燃料依赖这个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
德拉霍斯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有一些奇怪的疏漏。例如，他暗示（也许是间接暗示）自己是唯一一个主张中国是气候友好型政策的领军国家的人。但他没有提到芭芭拉·费楠茉（Barbara Finamore）和她的《中国是否将拯救地球》（2018年）（Will China Save the Planet?）。德拉霍斯的大部分观点在费楠茉的书中都有提及，但费楠茉对中国在应对能源和资源安全挑战过程中采用的治理创新关注较少。她更关注中国面临的工业化挑战，以及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绿色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选择。德拉霍斯也没有提到凯丽·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和宣晓伟，以及他们的新书《气候巨人：解读美国和中国的政策进程》（Titans of the Climate: Explaining Policy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更没有提到夏竹丽（Judith Shapiro）和李逸飞合著的《中国走向绿色》（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 ）。这本书提出了和德拉霍斯一样的问题，即与美国、欧盟和印度所青睐的市场主导机制相比，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推动全球摆脱化石燃料依赖方面是否更有胜算。奇怪的是，德拉霍斯只字未提这些著作，既没有与它们的作者接触，也没有澄清他们的方法可能与自己有所不同。
抛开这些疏漏不谈，德拉霍斯认为气候危机当前，中国及其强大的国力是人类最大的希望所在，这样的观点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他关于中国之外的其它模式为何站不住脚的讨论最为精彩——美国创新制度的弱点（以及页岩气革命后受制于化石燃料）、欧盟创新体系（及其碎片化的特点）和印度创新体系（缺乏国力），以及诸如日本等国的体系（未能设定全球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是全球气候领袖最不差的候选人——最后一个没有倒下的治理模式。
但德拉霍斯在讨论中国有望成为能源和循环经济领域的主要创新者的原因时论据不足。他没有真正从中国相对于西方民主的贤能体系这类常见的论点出发提出自己的理由，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中国专利制度飞速增长背后可能的驱动因素——压力驱动机制上，但要将其作为一个全方位的理论基础来解释中国可能追求绿色经济和资源循环的原因，似乎稍显薄弱。
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没有改变：中国的工业化挑战来源于其规模空前的工业化战略，该战略要求它摈弃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因为这些能源的地缘政治因素会限制增长；该战略也依赖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推行选定的政策选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实现经济电气化，并以制造业、而非采掘业为基础建立能源和资源流动体系，就或多或少不得不做出绿色选择。制造业选择与每项技术（如风力涡轮机、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锂电池）的学习曲线带来的创新和成本降低有关。由于这些选择的优势在于它们的控制权在国内，因此降低了地缘政治张力。因此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中国完全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不得不走上绿色经济领头羊的位置。德拉霍斯说的非常有道理的一点是，相比拖拖拉拉的国际谈判或以侵权为基础的法律战略，这样的理由更有利于推动全球走上更加气候友好的新轨迹。
毫无疑问，围绕这些问题还将展开长期而热烈的讨论，中国预期发挥的作用也将日益受到重视。德拉霍斯的新书为此类讨论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