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来，全球气候领域互动频频，中国先后与基础四国成员、德、法和美国举行高层对话，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召开的线上领导人气候峰会，提出“严控煤炭”等重要承诺。中国的气候行动和气候治理体系再次成为全球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近期由斯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王彬彬编写的英文专著《中国路径：双层博弈视角下的中国气候传播与治理》系统性地梳理了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及之后，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中国气候治理的历程，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气候行动提供了全新的解读。
记者出身的王彬彬，曾在非营利组织乐施会（Oxfam）深耕8年，专注气候公正与适应、低碳转型、绿色金融等工作，并自2009年起跟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见证了十年间中国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核心”的成长过程。在与中外对话的访谈中，王彬彬指出，中国的气候治理已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强的领导力。
为清楚起见，访谈内容经过简单编辑。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在书中使用了“双层博弈”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的气候治理，能否系统性解释一下这一理论？
王彬彬（以下简称“王”）： 双层博弈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经典理论，即用分层的方法看待全球治理，全球化以来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基本涵义是，政策制定者有国内、国际两个棋局，需要平衡国内外双层关系，因此在理解一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时，也需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入手，分别识别相关博弈对象、探讨合作“最优解”。
另外，虽然通常理解双层博弈发生在政府维度，但在实际的全球治理中，参与者是多元的。我识别了深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气候治理的三大关键利益相关方——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考察三者的角色和影响力转型是怎么推动中国整个治理转型的。其中NGO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气候治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都不同。此外，研究选取的时间尺度也须有典型性，且可以和其他维度结合起来说明问题。2009年到2015年这六年，正是中国迅速转型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崛起的时间段。
我后来又对企业、公众等新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追踪研究，观察这些新行为体和其他行为体有什么动态关系。所以，我试图把双层博弈立体化，研究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多元行为体如何参与双层博弈，这个研究框架也适用于其它国际治理议题的分析。
中：如何用“双层博弈”来看待当下的中国气候治理格局？
王：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气候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是如何成长起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国际社会过去对中国气候治理的认知是片段化的、碎片化的。例如，国际上会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话语权，但政府又分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现在中央政府提出碳中和、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地方政府如果没有转型，仍以经济发展为要务和考核指标，就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力度。
地方政府如果没有转型，仍以经济发展为要务和考核指标，就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力度。
随着治理的多元化，不只政府，还有企业、NGO，怎么去争取和动员更多支持者是中央政府要考虑的问题。这对国际读者来说，也是新鲜的视角。总的来说，国际读者可以在这本书里了解中国这些年来在气候问题上是如何想、如何做的，也能帮助他们与中国气候领域各层次的多元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
对国内读者来说，听到习主席在国际上喊“碳中和”，但地方政府、老百姓第一反应其实是这个“很远”，是国际承诺，意识不到国际承诺是和国内的情况紧密挂钩的。所以从2020年9月中国在国际上发声，到近半年“碳中和”在国内“火起来”，就是双层博弈逻辑下达成的平衡和统一。随着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多次在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实现国际国内的双循环，背后都是双层博弈的逻辑。
中：根据您的观察，2009年至今中国的气候治理和气候传播有哪些重要进展？
王：整体来看，中国政府此前无论是在气候谈判还是气候治理，都比较缺乏经验。哥本哈根前，中国政府内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也不了解如何与NGO合作，媒体缺少专业的气候报道记者。哥本哈根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对外交流局限于宣传作用为主的新闻发布会，对话机制有限。中国媒体的报道主要跟随政府代表团引导，且主要面向中国受众，很难发挥推进谈判和中国对外交流的作用。在各缔约国未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国际社会陷入失望时，《卫报》在一篇报道中使用了中国 “劫持了哥本哈根谈判”这样的标题，中国代表团和媒体也未能及时予以回应，陷入舆论漩涡。其中，对国际NGO的重视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媒体能动性等，都是中国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
从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解振华在谈判前和谈判中都会约见国际组织、民间机构代表，介绍中国的立场和观点；2011年起，代表团还在谈判场地开辟“中国角”，面向全球开展论坛、研讨会、展览等活动，邀请包括NGO、企业等多方参与。中国媒体也开始致力于推动谈判的公正性，并开始长期跟踪国际气候争议，报道气候问题的框架也更多元和丰富。治理方面，哥本哈根后政府逐渐将气候变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低碳转型的发展模式，加强与媒体和NGO等民间力量的对话与合作，一步步从“垂直治理”走向“协同治理”。
这些转变也正在帮助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掌握话语权，这条路径充分践行了“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
中：您在书中的研究主要截至2018年，那么近几年，尤其是中国宣布新的碳中和目标后，国际国内的气候治理格局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王： 2018年以来，我们观察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壮大，民间组织、企业等都活跃起来了。
比如，虽然美国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巴黎协定的波动，但在加州等基层行政单位，仍在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此外，这一两年，企业也感知到自己的发展和生存压力，比如国际石油公司BP积极转型、开拓低碳业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石油企业了。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我曾遇到一位来自四川的女企业家，过去她整个家族都在从事矿业生意，后来因为环保督察、政策变动等问题矿场关停，就转型去做绿色低碳业务。这也恰恰说明，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单纯的政治、社会倡议，也是企业自主寻求生存、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去年9月以来，中国企业和资本市场也在“碳中和”影响下产生了进一步的“化学反应”。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单纯的政治、社会倡议，也是企业自主寻求生存、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
拜登就任后，中美双方推动气候沟通，成为双方数不多的合作领域，“自上而下”的力量也在增强。可以说，进入2021年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交汇，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对流层”。
中：您在书中提到，哥本哈根后中国的媒体、NGO和政府的互动已明显改变，而公众却有所缺席。您认为对于中国公众来说，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引导和参与？
王： 我在国内做过全国范围的公众认知调查，超过90%的普通老百姓听说过“气候变化”，但从“听说”到“清楚了解”再到“切实行动”还有多少路要走呢？我们目前的很多气候传播和讨论，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远，需要破除“与我无关”的心态。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牵头，驱动研究机构、民间组织、企业推动气候创新。
目前我们还没有提供给公众足够便利的低碳产品。举个例子，共享单车这个服务就真正达到了便宜、舒适和可靠,老百姓自然会用。但我们的气候创新还远远没有打通这一环，需要研究机构、企业打通这一环，为老百姓提供更接地气的、可以贡献气候行动的产品和机会。
中：您在书中也提到了，中国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的公众讨论参与不足，您觉得要提高科学家的声音，加强科学传播，哪些关键点值得我们关注？
王：国内仍然有不少民众觉得气候变化是“西方的伪科学”。但其实现代气候科学中包含很多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国的气候专家、IPCC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翟盘茂老师说，近年来参与IPCC科学研究报告的中国科学家逐年增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很强、融合的也很好。
目前主流的评价体系可能限制了科学家对公众传播的参与度，比如“唯论文发表”的绩效考核。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鼓励科学家参与公众科普、而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最近出版的一本科普书《碳达峰碳中和100问》，由两位中国女性科学家陈迎、巢清尘带领团队编写，在发布会上她们说“这不是什么成果，就是一本科普书”。但其实让晦涩难懂的科学研究，变成浅显易懂的科普知识，更考验科学家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应有更好的激励制度，不能让科普变得“吃力不讨好”。
中：在您的书中也有提到，中国许多地区也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冲击。那么，中国基层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好的实践和经验，这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
王：其实气候变化基本不是由这个地球上的贫困人口导致的，但他们承受的气候变化冲击却最大。对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来说，气候变化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农业体系在为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小麦、稻米和玉米，中国的极端干旱就可能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粮食危机。
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鼓励科学家参与公众科普、而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
早些年我曾到甘肃考察，当地农民把我带到玉米地里，说降雨越来越少，有时又下冰雹砸坏庄稼，一年的玉米收成就这么没了。后来我们在农村气候适应试点里专门加了气象预警设计，还结合不同地区可能遭受的极端天气事件主动改良物种。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涉及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的系统性综合解决方案。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适应，拓展思路，拥抱绿色未来。中国政府多年以前已开始试点与NGO合作帮助偏远、贫困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一方面提高村民收入水平，联合科研机构引入抗旱品种、减少化肥使用，并推动农村社区的低碳转型。这些思路和经验都是可以分享和推广的。中国也在身体力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产品和培训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