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毫米！这是郑州在7月20日下午4到5点一小时的降雨量，突破了中国大陆的历史极值。
人口超过1000万的河南省会郑州，平均年降雨量在600毫米左右，并不属于雨水充沛的区域。而7月20日这一天，几乎下了往常一年的降雨量。暴雨也袭击了河南省的其他地区。据8月初官方公布的数据，由此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了河南省至少302人遇难，50人失踪。此后的媒体报道和官方发布中反复将这场暴雨称为“千年一遇”，甚至“五千年一遇”，即便随后中央气象台专家指出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性，但它反映出人们的震惊和缺少防备。
从国际上看，每当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往往升温。那么，在去年9月刚刚提出“碳中和”目标的中国，这场“千年一遇”的暴雨所引发的公共讨论，是否体现了更多的气候意识？
气候视角这次是否缺席？
在暴雨发生后的最初一两天，大量媒体报道都聚焦于还原郑州地铁五号线和京广路隧道的险情、救援和伤亡，同时向读者们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集中的降雨，又是什么原因让它的严重后果没有被充分预料。在这个阶段，媒体对暴雨成因的解释，基本跟随了中央及地方气象台的说法。官方机构对暴雨成因的分析，着重强调了气象条件和地形的直接影响，并没有提及与气候变化的关联。
一些国际媒体，比如《经济学人》一篇文章指出，国内对河南暴雨的报道和讨论中，缺失气候变化的视角。但这只符合最初阶段媒体报道的情况。事实上，当暴雨作为突发事件带来的震惊和忧虑稍加缓解，更宏观的分析就逐渐出现，气候变化视角开始被引入报道。
最早一批纳入气候视角的文章主要出自市场化媒体。这些报道指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在增多、加剧的全球趋势，虽然未具体讨论河南暴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提及了国外的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对气候的讨论。比如，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介绍了2018年北大西洋飓风“佛罗伦萨”发生后，《自然》杂志对气候变化与强降雨事件关联性的总结；《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国际气候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今夏西欧洪水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 。在这些媒体报道中出现的专家，大多来国际科研机构、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科研机构或政府部门的声音很少。
由党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官方媒体的气候视角，来得比市场化媒体稍晚一些。得益于与官方科研机构更紧密的联系，在中新社、《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开始出现了来自国家气候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声音。
气候视角虽然没有缺席， 但整体来看，气候变化议题的热度并没有因这场灾难而显著增强。以“暴雨”和“气候变化”为关键词的百度资讯指数显示，关于“暴雨”的资讯热度在郑州灾情发生后爆发式地上升，形成了一周多的高峰期；而与之相比，气候变化的资讯指数波动却不大，虽有两次小高峰，但整体热度仍处于低位，与暴雨前的水平不相上下。
“碳中和”被忽视的目的
“碳中和”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普及开，它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发展战略，代表了一种投资和技术发展的趋势。但在本质上，“碳中和”是一个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减排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因全球升温过度导致的气候风险。气候风险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日益频发和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
从此轮关于河南暴雨的媒体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建立起来，但是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目标之间的逻辑联系却是脱节的。以致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碳中和被普遍认为是最新“国策”，从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再到私营部门，碳中和的重要性正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被广泛宣传。另一方面，公众对碳中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政府推动提高气候风险认知的行动也依然有限 。
于是，在河南暴雨发生后不久，正当气候风险有待被公众认知的时候，一种反常识的说法却开始病毒般传播——气候变暖对欧美不利，但对中国有利，中国历史上王朝的鼎盛时期都有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因此气候变暖预示着中国将再度进入“盛世”……
气候变化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弊大于利已经是国内科学界的共识，这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气候变化绿皮书》等权威文件中得到反复强调。反常识信息的流行提醒我们，当科学的信息未能得到有效传播时，谣言和伪科学就有了一席之地。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需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要推动全社会践行低碳生活生产方式，就必须传播对于气候风险，以及为了旨在降低这种风险的减排行动的重要性的认知。
此外，加深对气候风险的理解，也有助于更好的适应和防范。持续变化的气候意味着更高频次、更高强度、出现在更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的极端天气。不仅相对干燥的河南的这场暴雨让全国震惊。同月稍早，即使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因为暴雨和天山冰雪融化而遭遇了洪水，让中石化的一个石油勘探区被淹没。专家指出，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要提高灾害知识的普及，打破原来的认知”。
加强气候公共传播，可以怎么做？
提高气候风险认知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基于这次对河南暴雨的媒体报道情况，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可以在短期内加强的工作。
在中国的国情下，要普及气候风险知识，离不开官方媒体的推动。不久前，中央媒体围绕“碳中和”做了一轮大规模的科普和解读，引导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河南暴雨后，从报道的数量和内容上看 ，官方媒体并没有计划主动地将关于暴雨的讨论往气候风险的方向上引导，也没有主动将碳中和目标和降低气候风险联系起来，错失了一次普及气候风险的机会。
任职于国内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的“体制内”科学家，往往是最受中国公众信任的专业声音。但是，在暴雨发生后，在中国媒体上，相比来自 “体制外”的专家（如国外科学家，国际机构及NGO的专业人士），前一个群体的露面还算不得频繁。推动气候科学的普及，需要官方机构的专家更积极主动地发声。
一些沟通传播技巧也有助于增强科学传播的有效性。河南暴雨后，多数国内科学家会提及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这个大背景，但同时也不得不强调：受限于研究深度，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气候变化对此轮暴雨的影响。作为科学家，保持严谨是应该的，但这也体现了气候传播一直以来的一个难点——如何与记者和公众沟通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传播专家提醒，虽然不确定性是气候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却也是气候行动的严重阻力。因为普通人对不确定性的理解跟科学家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对未知的强调反而会降低科学信息的说服力，从而降低政府和公众采取行动的意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出过一个关于提高气候公共传播有效性的实用手册。里面提到，在解释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关系时，科学家可以通过强调已知的科学发现和共识，并且避免使用过于技术性的语言，来增强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刚刚发布的 IPCC第六次评估报道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绝大多数有充足气象观测数据的地区，强降水的发生频次和强度都有增加，而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主要推动因素——这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多加强调的科学共识。
从国际经验上看，借用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讲好其背后的科学，可以帮助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它所带来的风险的认知，从而提升减排和适应行动。这不是为了蹭热点，而是为了当再有类似“没想到”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不再损失惨重。
作者感谢吴雨浓、姜梦楠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