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气候行动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我的科学思维让我看到，客观现实表明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步伐走下去，而是必须加快速度。”
这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名物理学家出身的政治家——在今年7月最后一次参加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发布会召开前几天，德国和周边国家遭遇洪水，造成200多人死亡。面对记者们的连番发问，这位执掌德国长达16年的总理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捍卫了自己如今备受质疑的“气候总理”的声誉。“我相信我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以及高度的[政策]延续性”来解决气候问题，她说。
但9月26日德国大选当前，许多批评者对此却并不买账。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气候抗议运动，指责她和她的政客们在气候问题上长期不作为，并将德国的工业利益置于气候行动之上。许多人表示，默克尔在国际减排议题上深耕多年，包括努力让中国等具有挑战性的合作伙伴参与谈判，这和她在国内乏善可陈的成绩形成了鲜明对比。
被浪费的十年？
曾为默克尔提供气候政策建议的研究人员奥特马尔·艾登霍夫（Ottmar Edenhofer）说，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气候政策历经波折，2010到2020之间的这十年几乎都被浪费了。”
艾登霍夫说，尽管默克尔政府最终确实完成了很多工作，但并不是通过默克尔的积极领导。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星期五为未来”（the Fridays for Future）抗议活动、德国最高宪法法院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以及欧盟的协议确定的方针推动促成的。本届政府在最后阶段取得的气候成就包括出台煤炭退出计划、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新气候法、以及对交通运输和取暖燃料制订国家碳价。
默克尔经常顶着“来自各方的无数影响”开展工作，在说服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提高气候目标这类艰苦的过程中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
默克尔上任两年后，德国媒体就开始称她为“气候总理”。她在2007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并主办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均把气候作为核心议题，并努力促成它们达成了气候协议。
自1994年默克尔担任德国环境部长以来，气候行动一直是她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担任环境部长的第二年，便主持了在柏林举行的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也自此形成了她标志性的谈判风格：让代表们通宵达旦地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
“和其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共处一室时，她才是那个真正关心并且理解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2010至2014年间任欧盟首位气候事务委员、前丹麦环境与气候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说。“
与世界上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默克尔非常善于寻求妥协。“她的方法是没有妥协就不能前进，”路透社驻柏林首席记者安德利亚斯·林克（Andreas Rinke）说。“这是她与其他只从胜负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政治家的根本区别。”林克首次采访默克尔还是在她2005年宣誓就职德国总理之前，这么多年来曾随同她进行过50余次外事访问。
默克尔曾连续五年出访中国。 2020年中国已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本着“务实和亲商的态度”与中国保持着关系，这也符合她追求妥协、努力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一贯作风。
然而，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总编辑、德国马歇尔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访问学者诺亚·巴尔金（Noah Barkin）在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的专家陈述集中表示，中国显然是默克尔最大的外交政策盲点。巴尔金指出，默克尔“太迟钝了”，没有意识到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发展轨迹转变带来的挑战并作出相应调整。
即使默克尔曾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将中国视为达成协议的障碍，她所采用的方法仍帮助国际层面上的对话保持开放。她经常强调，没有中国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在2020年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期间，她曾打算将重点放在中欧关系上，但新冠疫情导致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造势而精心安排的领导人峰会无法举行，取而代之的是几场以气候问题为首要议题的小规模领导人视频会议——包括默克尔、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的三方通话。
默克尔的风格让一些人头疼。虽然支持者视其为“理性而坚定的领导典范”，在她的四个任期内帮助德国和欧盟度过了许多危机，但批评人士却认为默克尔缺乏推动自身宏伟构想的远见或意愿，指责她只会被迫采取行动，一味拖延、犹豫不决——要等到辩论开始，每个人都发表了观点之后才做决定。
因此，林克说，默克尔的风格在气候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惊喜，只有一个例外：日本福岛核灾难后默克尔政府突然改变了对核电的态度。灾难发生后数日，刚刚决定延长核电站寿命的默克尔表示，德国将淘汰这项技术。
林克说，福岛核事故让她改变了看法。此前默克尔一直认为这项技术是一种气候友好且风险可控的替代方案。“默克尔在这个问题上的180度大转弯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默克尔的决定也让其他欧盟成员国感到意外。“这是一个非常单方面的举动，说许多邻国对此‘并不高兴’已经算是客气了，”赫泽高回忆道。
能源挑战
随着默克尔的最后一年任期即将结束，她留下的遗产可能受到新冠疫情后排放强劲反弹的影响。不同于默克尔绿色复苏目标的完美图景，排放增长将导致德国偏离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轨道。
德国正面临巨大的能源转型挑战：必须加快可再生能源扩张，启动工业转型，发展电网，解决成本问题并深化数字化发展。
2005年默克尔就任总理时，德国发展低碳、无核经济的能源转型计划（Energiewende）已经全面铺开。1998年大选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就退出核电达成了一致意见。默克尔上任时，德国已经对风能和太阳能实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该国1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45%。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和水力发电的装机容量从2005年的不到30吉瓦增长至现在的超过130吉瓦。
然而，由于监管障碍和冗长的审批程序，再加上默克尔政府为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用竞价上网取代了固定上网补贴电价，导致近来可再生能源扩张陷入停滞。默克尔就职后，温室气体排放基本保持不变，直到最后一个任期才稳步下降。
国家利益和“汽车产业总理”
批评人士称，当国家利益——尤其是煤炭或汽车等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默克尔积极阻挠更加进步的气候决策出台。据报道，2013年她曾亲自出面干预欧盟对汽车实施更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此后，她便被贴上了“汽车产业总理”的标签。
赫泽高回忆称：“2013年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宵完成了关于车辆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谈判。这个标准当时遭到了德国的反对，但协议还是通过了。”
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德国非常非常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致电其他成员国政府，想让他们改变主意，”赫泽高说。协议的相关议程推迟了一年，直到德国大选后才完成。“对我而言，这说明当德国的真正利益受到威胁时，这是一场艰难的权力博弈。”
德国的对华关系也是如此。批评人士称德国的对华政策是“汽车外交”。产业议题一直是许多双边问题的焦点——包括关于是否允许华为帮助德国建设5G网络的争论。默克尔一直小心翼翼不愿疏远中国，唯恐妨碍两国的贸易关系，尤其是汽车行业——尽管这一点遭到了她所在政党的反对。
默克尔还不顾几乎所有欧洲邻国以及美国等国际伙伴的严厉批评，支持极具争议的“北溪-2号”俄罗斯-德国天然气管道项目，尽管这类设计寿命长达数十年的化石燃料管道输送项目将带来严重的气候后果。“北溪-2号”获得支持的原因在于其有望为德国工业和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低成本能源供应，马提亚·马泰斯（Matthias Matthijs）和丹尼尔·凯莱门（Daniel Kelemen）在《外交政策》中写道。
默克尔会以“气候总理”的身份被铭记吗？
研究员艾登霍夫表示，默克尔作为“气候总理”留下的政治遗产还不明确。如果未来的政府能够成功应对气候变化，那么默克尔就会“被视为先驱”，但如果不成功，“她的政治则只会被描述成是在可能性的局限下发生的腾挪，”艾登霍夫说。
距离德国大选只剩下最后四个星期，社会民主党在民调中已经追上保守派，绿党略微落后，这场角逐的胜负充满悬念。这可能意味着9月26日投票后将经历艰难而漫长的联合政府谈判——从而让默克尔再多执政几个月——尽管是作为“跛脚鸭”总理。
放眼未来，下一届政府将接过默克尔手中的接力棒。德国将在2022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而且欧盟正在就“目标55” （Fit for 55）气候和能源立法一揽子计划进行谈判。赫泽高说，这个一揽子计划很难通过，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不会同意。在她看来，德国参与谈判，新总理必须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外交资本。“真的很难看出还有谁能填补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德国发挥强大的作用。”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