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星期六，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闭幕全体会议上，决议草案中涉及煤电的表述在最后一刻由“逐步退出”（phase out）改为“逐步减少”（phase down），在没有缔约方提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击槌宣布《格拉斯哥气候协议》（Glasgow Climate Pact）获得通过。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但现场气氛无法与2015年巴黎的欢呼和2018年卡托维茨的雀跃相比。历史将记载，这场被称作“人类扭转气候变化最后机会”的大会取得的是进展而不是成功。它让《巴黎协定》三大支柱——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和融资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它通过疏通了《巴黎协定》中关于国际碳市场和透明度框架的遗留问题，让该协定的实施细则得以健全，使之可以被充分执行。但它也勉强在各阵营的缔约方之间维持着脆弱而微妙的平衡，没有哪一方完全高兴。
更关键的是，由于最后表决前的修改，它没能实现主席国英国加速煤电“退出”的目标。同时，虽然决议体现了主席国确保《巴黎协定》“1.5度目标”（本世纪末相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温升幅度）“依然可及”的宏愿，但是“如何可及”依然没有明确答案。巨大的悬念被提前留给了明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的COP27。正如大会主席夏尔马所说：“1.5度仍然活着，但它的脉搏十分微弱”。
中国在关于煤电措辞的修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这远不是它在格拉斯哥留下的全部成果。11月11日，《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简称“《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发布，让各方感到意外甚至惊喜。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它证明国家间的对垒可以不必劫持气候议题，让人回想起《巴黎协定》诞生前中美两份联合声明给这一进程注入的强大动力，并被认为给进行中的格拉斯哥谈判带去了类似的效果。中国也接受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两项可能最重要的成果——对追求1.5度目标的强调，以及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官方决议中首次把矛头指向化石能源。而会前外界普遍担心中国对这两点加以抗拒。
此外，中国还签署了两份重要的政治宣言——《格拉斯哥领导人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宣言》以及《突破议程》。前者旨在实现到2030年结束和扭转全球范围内的森林损失和土地退化，同时落实可持续发展，并推动包容性乡村变革。中国作为林产品和大豆、棕榈油等具有毁林风险的大宗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签署该宣言的意义重大，表明中国愿意更深入参与该领域的全球治理。后者追求在2030年之前大幅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并在全世界推广，与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立场一致。但与此同时，中国没有签署一份呼声很高的关于限时在全球范围内退出未采取二氧化碳捕集措施的煤电的宣言。
中美宣言
《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发布令外界感到“惊奇”的原因之一，是它与大会初期的气氛形成反差。对于中国领导人没有来到格拉斯哥参会，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都颇有微词。
但是，密切关注中美气候合作的观察者知道，宣言的诞生并不意外。正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宣言发布会上所说，中美气候团队已经接触了近10个月，并进行了两次在中国的对话，以及近30次视频会议。今年4月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布《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时候，这种将气候议题与其他争端“隔离”的取向就受到广泛赞誉。
一方面，宣言中对格拉斯哥大会有待解决的、各方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做出了表态——强调气候适应的重要性以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适应行动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兑现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到2025年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以及完成《巴黎协定》下有关国际碳市场和透明度框架的实施细则，为大会形成富有意义的决议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在双边合作上，宣言涵盖了能源转型、森林保护和甲烷排放治理。其中甲烷被赋予了最多的笔墨。两国约定，除了将加强在排放测量上的合作，以及减排手段的联合研究，还将在明年COP27之前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制定强化甲烷排放控制的额外措施。中方宣布将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虽然宣言中没有明确这份行动计划的时间，但在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中国甲烷论坛上表示，“十四五”（2021-2025）期间中国将围绕甲烷排放控制制定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排放控制体系，涵盖油气、煤炭和废弃物等领域。
《巴黎协定》诞生前中美两份联合声明给气候进程注入强大动力，新宣言给格拉斯哥谈判带去了类似的效果。
美国和欧盟在9月共同发起了《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人为因素造成的甲烷排放从2020年水平上减少至少30%。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至少108个国家加入了这一倡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估计此举将减少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甲烷排放，相当于目前各国已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量的五分之一。中国没有加入这一承诺。来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环境报》采访时表示，美国试图借助这一倡议转嫁减排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
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告诉中外对话，虽然中国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历次的信息通报中都包括了甲烷数据，但由于主要参考1996年IPCC指南和北美的缺省排放因子，数据结果准确性有待完善。此外，中国的甲烷排放治理长期以来分散在多个部门，这也导致缺少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在“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之后，生态环境部已经着手摸清底数，并表示将修订相关核算指南并制订排放标准。傅莎预计，《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发布可能推动中国确立甲烷治理的牵头部门，开展条块整合，并出台有关甲烷的综合量化治理目标。
煤
敦促缔约方加速退煤是主席国英国在会前确立的一大愿景，被其作为加强缔约方2030年减排雄心的首要方向，从而确保《巴黎协定》“1.5度目标”依然可及。大会期间发布的《全球煤电到清洁电力转型声明》承诺停止新建未采取碳捕集措施的煤电项目，在2040年或2050年（取决于国家发展水平）之前完全退出此类煤电，并加速扩大清洁能源的部署。已有46个国家签署，其中包括韩国、印尼、越南、波兰和乌克兰这5个前20大煤电国。气候行动追踪组织评估这些承诺能减少约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但由于煤电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年度总排放的比重高达30%，这些减排量显然还太少。这让外界更加期待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煤电国做出表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停止新建海外煤电，获得广泛赞誉。对于国内煤炭消费，中国目前的政策宣示是将在“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中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到高位后连续三年下降，此后缓慢回升并进入了平台期。目前的政策尚未关闭煤电在未来五年的上升空间。
10月一场由于用电需求上扬和煤炭短缺在多个省份造成的“电荒”，也在影响中国控制煤炭消费的进程，并引发外界关于中国是否能保持减碳步伐的疑虑。外界猜测中国可能不会接受在大会决议中加入关于控制化石能源的表述。据报道，大会期间有记者曾试图向解振华确认中国是否会支持相关条款，但解振华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在大会最后一刻对煤电语言的干预与中国国内的政策一致——支持其逐步减少，但不轻言退出。
在《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中国再次申明了自己已经宣布的立场——在“十五五”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但加了一句“并尽最大努力加快此项工作”。
1.5度目标和“近中期”问题
《巴黎协定》最重要的成果是各方达成共识，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控制在1.5度之内。但无论是2度还是1.5度，都不是基于严格的科学研究而设立的目标。2度目标最初只是一名经济学家提出的探索性概念，却被偶然地作为比较现实和易被接受的目标沿袭了下来，而1.5度则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小岛屿和脆弱国家出于生存需要在2度基础上争取的结果。
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1.5度特别报告》终于明确，无论是1.5度和2度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来说都不是安全阈值，但是1.5度能够减弱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人类健康和福祉带来的冲击。这让身份尴尬的1.5度目标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动能。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重申了《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回顾了IPCC报告的科学结论，并表示“决心做出努力将温升控制在1.5度”。但是，气候行动追踪组织在大会后半程估算，即便目前各国提交的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被充分实现，世纪末升温也仍将达到2.4度；即便把格拉斯哥大会上的各种新的减排承诺纳入考量，2030年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将是1.5度路径所要求水平的两倍。
该组织还发现，尽管各国长期净零排放目标比2030年目标总体上更接近1.5度，但各国普遍缺少充分的近中期政策使之有望实现净零目标，这让后者变得不可信。因此，摆在各国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减排差距”，还有一个“可信度差距”。
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以1.5ºC目标为导向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何建坤，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去年9月中国宣布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后不久，领衔开展一项中国碳中和路径研究的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教授曾明确表示：“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以1.5ºC目标为导向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
根据这项深入而复杂的模型研究的结果，相比让碳排放在更早时间见顶，中国需要在2030年后走出一条颇为陡峭的减排曲线才能实现2060年之前碳中和。即便艰难，但这仍然是可能的。
傅莎告诉中外对话，她所在的能源基金会去年的《中国碳中和综合报告2020》比较了国内外多个建模团队对中国实现1.5度目标情景下碳中和路径的推演，发现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并不算“晚”。但她同时指出，关键的问题在于近中期如何达峰。她解释道，自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以来就有科学共识：是大气中累积的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决定着地球会升温多少，而不在于人类是否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停止增加碳排放。累积排放过量，即便按时实现了碳中和也可能无法实现1.5度目标。这就是说：排放越早减少越好。
在中国去年宣布“双碳”目标之后，国内外不乏呼声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提升气候雄心，将达峰时间提前到2025年。但中国在格拉斯哥大会前不久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并未更新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2月宣布的目标，意味着目前尚无提前实现达峰的计划——这背后是中国平衡发展与气候目标的考量。
傅莎表示，能源基金会支持的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研究报告《中国能源体系碳中和路线图》发现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加速转型和提前达峰是有希望的，只不过“多了很多条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需要额外的努力”。
对于近期“电荒”导致的煤炭消费反弹，傅莎表示，今年的排放量和煤炭消费量很可能比去年会有大幅增长，这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加速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还没调过来，可再生能源没能跟上的局面。但她认为关键是如何将短期的波动遏制住，不使其变成长期信号。如果“两高”（高能耗、高排放）项目投产过多，短期就可能变成长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两高’的限制一直都没松过口，这是对的。”她说。
她认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其实是发展模式的大变革，需要的是大的创新。她把碳达峰之前的时间看作一个关键的准备期，不仅仅是准备实现碳达峰，更要为后续的碳中和而改变发展方向、准备基础，意识到中间的体制、机制、技术障碍。“如果没有准备好，那么即便到2030年前达峰了，后面也很难实现碳中和”，她说。
实现1.5度目标的压力，以及近中期的挑战，使得对甲烷立即采取行动尤为重要。傅莎解释道：甲烷是一种短寿命温室气体，影响主要在近中期。它虽然不会像二氧化碳那样通过累积造成温升，但是它在短期内可能造成温升超出（overshoot）过大从而无法逆转，并造成生态系统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放在焦灼的近中期的语境下看待，中美在格拉斯哥围绕20世纪20年代的气候行动发表联合宣言，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目标和行动
碳达峰能否提前，达峰后中国会准备到何种程度，目前都还无从预知。傅莎说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关键是要去做。
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在格拉斯哥接受《卫报》采访时传递的信息一致——面对外界对中国的批评，他表示与其设立遥远的目标，不如采取切实的行动。他呼吁世界看到中国已经在为实现双碳目标做出的切实努力：“我们勾画了整个系统的转变，不仅仅是能源部门，而是横跨社会和经济。”
这套被称为“1+N”的政策体系从上月开始陆续推出，目前已经发布了2份，还有多份横跨各部门的文件将陆续推出。傅莎发现，这些政策已经识别出为了实现碳中和需要的诸多体制、机制和技术上的准备，比如能源和电力市场机制，价格、税收、财政、经济问题，以及将气候变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结合起来。
虽然《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没能让各国就实现1.5度目标承诺切实举措，但它成功要求各国在明年年底前，而不是2025年就提交经过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意味着明年11月埃及沙姆沙伊赫COP27之前大批新的目标将被树立。届时，人们将再次评估格拉斯哥的遗产的成色，审视中国在自己独特的碳中和道路上的进展，并意识到人类离1.5度是变得更近还是更远。
（更正说明：本文之前的版本称中国的“1+N”政策体系已经发布了五份文件，事实上截止此文发表时，仅发布了两份。现已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