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爱沙尼亚、坦桑尼亚和孟加拉国领导人率先签署了《格拉斯哥女性领导力声明》（Glasgow Women’s Leadership statement），呼吁各国支持妇女和女童在社会和政治各个层面的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在参加COP26的140位代表团团长中，这三名女性就占到与会所有女性领导人的近三分之一。
在COP26期间的性别日这一天，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国家承诺进一步将性别问题纳入它们的气候融资安排。虽然这些承诺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金融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迄今筹集的资金却远远无法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气候融资谈判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仍然微不足道。要将《格拉斯哥女性领导力声明》落到实处，就需要为女性能力建设和社区气候行动提供更多的资金。
妇女和女童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格外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并非因为她们天生脆弱，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种族、性、性别认同和残疾状况等其他社会不利因素所造成的。例如，不论是在气候相关的灾害发生期间，还是之后，妇女和女童都会更多地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相比于男孩，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更低。据马拉拉基金会（Malala Fund）估计，2021年，气候相关灾害事件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至少400万女童无法完成学业。至于就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领域工作，这使得她们的生计更容易受到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妇女和女童在实现COP26大会设定的气候目标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社会的宝贵成员，她们理应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还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可持续土地管理，还是太阳能电池板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她们的参与都产生了更有效、更公平的气候结果。研究表明，受世俗性别定位的影响，女性对风险的评估与男性不同，她们在资源管理决策中通常把家庭和社区的福祉放在首位。这种决策上的差异也会延伸到国家政治层面：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议员占比高的国家议会通过的气候政策更加严格。改善女性获得医疗卫生、教育和政治代表权的措施增强了她们的适应能力，从而让她们所处的社会能够更快、更容易地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遗憾的是，女性在平等参与环境决策的问题上仍然面临着重重障碍，女性领导的社区组织通常难以获得气候融资。为女性主导的倡议提供支持和资源渠道能够推动符合社区需求的有效气候行动。
女性参与环境决策
妇女，特别是土著居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虽然身处在气候行动的最前线，但是在各级环境决策中，她们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由于性别差异导致分工不同，例如妇女承担了大部分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以及在家庭和社区中权力关系不平等这些因素，都会限制妇女参与地方环境治理的机会。此外，社区自然资源决策中，土地所有权等常见的先决条件也限制了妇女的参与度。联合国妇女署估计，全球64%的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无法与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土地权。
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一直存在着各种无形的障碍，使妇女很难成为环境领导。性别平等的理念在国家环境决策中更是鲜少提及，而且各国环境部雇员中平均只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尽管政府气候谈判代表团的男女成员比例有所改善，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研究发现，去年5月至6月期间，男性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时间占比高达74%。
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克服这些系统性障碍。土地所有权改革可以保障女性拥有、继承和使用土地的权利。例如，规定以夫妻为单位的土地登记需包括双方姓名。性别比例原则等政策有助于女性在环境机构中的职业发展。社会服务，特别是儿童托管等方面的投入，以及灵活的工作政策和带薪育儿假等都可以减轻女性的无酬家务劳动负担。制定和落实相关法律和政策，减少性别歧视，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可以确保气候变化领域对所有人都是包容和安全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解决文化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问题。
只有1.5%的海外气候相关发展援助将性别平等确定为首要目标之一
确保女童获得优质教育也是在气候领导力方面实现性别平等的一个关键途径。女童教育可以成为推进家庭和社区性别平等的一股力量，并密切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加强女童的气候教育，包括技术性的环境培训，可以提高她们面对气候事件时的韧性，培养她们的能力，从而使她们能够批判性地获取气候信息和领导开展气候解决方案。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女童与男童在平等的平台上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可以使她们有机会获得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绿色”工作机会，并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气候转型。
当然，女性如今已经在发挥着领导作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着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带来的错综复杂的挑战。为了扩大规模，她们需要获得气候融资。
女性获得气候融资的渠道
气候融资过程中很少考虑性别因素。由于监测、报告和核实不足，有关性别问题的数据非常不完整。乐施会（Oxfam）的研究表明，只有1.5%的海外气候相关发展援助将性别平等确定为首要目标之一，三分之二的项目和方案在设计、预算编制或实施中没有考虑性别平等。这些援助中最终只有0.2%实现了妇女领导和成立了妇女组织。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Stiftung）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副主任莉亚娜·沙勒卡特（Liane Schalatek）最近参与撰写的一份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称，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控告”，反映出气候基金和执行机构无视“妇女领导的组织，以及妇女团体不仅非常了解其社区……的需求和受到的气候影响……而且它们还有以女性为主导、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虽然气候融资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为性别平等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但对这些组织来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组织而言，仍然存在一些机构障碍。许多社区妇女组织规模小，难以获得大型融资机构的认可和直接接触这些机构的机会。出于预算执行时间表和交易成本的考量，机构融资者通常只提供有严格时间表的大额融资方案。
金融机构的性别平等和专业知识对于设计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融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与受益社区的女性进行有意义的协商也很重要。可以进一步强化绿色气候基金会（Green Climate Fund）等气候融资机构提出的性别融合目标，将性别因素纳入融资的强制考量范畴。完善气候融资项目中有关性别融合的数据收集和透明度，包括项目如何惠及不同性别人群，以及如何促进资助方和受助方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
气候融资机制中的点滴创新就能让女性组织获得气候融资的状况得到改善。直接融资渠道不需要政府作为中间人，减少了繁琐的制度程序。通过为申请气候融资的女性领导的组织和妇女组织提供小额资金、更灵活的时间表、能力建设和机构支持，还可以为它们公平地获取资金提供支持。在气候领域，贷款要比赠款更为常见；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资金更侧重于气候适应，而不是气候减缓。改善这些领域的平衡可以支持妇女气候领导力的长期能力建设。
在COP26大会上，民间社会团体通过性别公正气候解决方案奖（Gender Just Climate Solutions Awards）表彰女性在气候活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从培训土耳其妇女为难民建造太阳能电池的“伊梅塞倡议”（Imece initiative），到托多斯·琼托斯（Todos Juntos）支持危地马拉原住民妇女建立面包虫农场。这些举措证明，同时兼顾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的综合解决方案是存在的——我们需要给予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女性领导人更多的支持。
翻译：Est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