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用市场将如何重启，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碳市场最受瞩目的问题。
被简称为“CCER”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是中国版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作为碳市场在碳排放配额之外的另一个交易标的，CCER对碳市场和碳价格的影响毋庸置疑。自去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完成了首个履约周期。而市场各方对CCER的重启正怀揣强烈期待。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的心情，已经在市场中弥漫了将近11个月。
“出口转内销”的碳信用
在“双碳”目标的大语境下，很多中国人从去年开始关注碳交易市场，希望抓住未来40年的全新财富机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尽管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是新生事物，但碳市场在中国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历史。早在2012年中国就开始签发CCER这种碳信用，直到2017年它的闸门被突然关闭。
通俗地说，CCER是《京都议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易标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ER”）的中国版，是一种“碳信用”。典型的碳交易市场，由碳排放配额和碳信用两类交易标的构成。排放配额是特定排放主体获得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而碳信用是各类经济主体所能实现的减排效益。具有减排效益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交易碳信用对应的碳资产在市场上取得收益，因此这是碳定价的重要支点。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最早的国际碳交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JI）、排放贸易机制（ET）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继CDM之后，国际上又出现了多种并行的碳信用标准体系，如VCS标准（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GS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等，各自对应不同的交易体系。它们在全球范围开展积极竞争。中国的北京环境交易所曾经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熊猫标准”（Panda Standard）——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国际名片色彩。
参与CDM是中国人参与碳交易的最初体验。它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公约的共识框架下，向发达国家“卖碳（减排量）”。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是位于内蒙古的辉腾锡勒风电场，注册于2005年6月。在2017年6月北京上庄燃气热电公司的区域能源中心项目完成注册后，中国迄今未再有CDM项目注册。
中国CDM项目的开发与交易在2007-2009年达到顶峰，价格最高时达到过30欧元/吨。相比之下，后来中国的区域试点碳市场大部分的成交均价在20元人民币上下，而去年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的碳价较长时间保持在50元人民币左右。优厚的价格刺激了CDM项目交易的繁荣，12年间共1478个中国项目得到签发，累计开发9亿吨碳资产，交易额数百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至2020年末，全球碳信用注册项目共18000多个，覆盖约43亿吨二氧化碳。其中一半左右由CDM签发，另一半来自其余的国际标准体系。
CDM逐渐退潮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9年中国首次宣示了自己的气候行动目标，这要求形成国内的减排机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碳信用也开启了国内市场时代。2012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为 CCER 交易市场搭建起了整体框架。
碳市场缺失的一块拼图
2013年，中国雷厉风行地启动了7个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各地开始积极实践探索。由于CCER可以抵消部分排放配额，又可以直接在碳市场交易，于是拥有新能源业务的集团企业，纷纷成立碳资产管理公司，围绕减排量项目的行业创新思维也层出不穷。比如“渔业碳汇”概念一经提出，多个试点项目很快上马。
经过几年的尝试，区域碳市场成交均价有的在40元以上，有的低至10元以下，大部分在20元上下，而CCER价格与配额价格关联。彼此不相连通的区域碳市场，无法充分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碳价长期低迷。同时，随着CCER项目越积越多，项目开发也开始呈现出低价竞争的不健康局面。2017年3月14日，对CCER从业人员来说是个断崖式的日子。国家发改委这天发布公告，表示由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为了完善和规范相关交易，暂停新CCER的申请受理，但已备案的CCER项目仍然可以交易。
根据路孚特碳研究数据，从2012年CCER交易开启，至2017年暂停新项目受理，国家发改委共签发了约8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CCER，但是五年来仅消化掉约3200万吨，在低迷不振的碳价下，行业对碳市场的热情逐渐消退，碳资产供大于求的局面日渐累积。中国政策层深刻体会到了碳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和供需平衡的重要性。
但从碳市场的完整性来说，CCER是不可或缺的交易标的。相比只有控排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惟有主动减排效益也进入市场并获取收益，才能让控排企业之外的更多市场主体有动力积极实践各类减排项目，碳资产运营也才能充分激励减排，助推“双碳”目标实现。因此，CCER何时重启、如何重启的动向，尤其引人关注。
有备而来
2018年，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国家发改委转隶到生态环境部。今年2月，生态环境部将以“部市联建”的形式支持北京市承建全国CCER交易中心的消息见诸报端。CCER交易系统开发工作已近完成、上半年有望启动的消息，在坊间盛传。2021年全国碳市场虽然总体配额宽松，但市场对CCER的期待还是日渐饥渴。到2022年初，CCER项目的价格在45元每吨，但其中现货项目却非常稀缺，洽谈中的项目则已指向CCER重启后一年的期货。这体现出市场对CCER的需求旺盛，但供不应求。
按照现行规则，存量CCER可用于抵销最高5%的应清缴配额，而首个履约周期的控排企业核销，一举就消化了3300万吨存量CCER，超过了2012-2017年的总和。根据上述路孚特模型的估算，2017年暂停新项目受理时，市场的存量CCER为4000万吨左右，目前已得到显著消化。
在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的近11个月里，中国碳市场的决策层牢牢记取着CCER供大于求的教训，做出了不同角度的提前调试。
从全球范围来看，碳信用签发的主要项目类型有：林业、农业、碳捕集与封存、能源效率、燃料转型、逸散排放、工业气体、制造业、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等。其中以林业项目最为典型。2015年到2020年间，全球累计签发的林业碳信用占总量的42%。
2021年9月，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划出了未来政策支持的三大CCER核心项目类型——林业、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这在纷繁的碳减排项目类型中画了一个圈。文件出台半年来，这个“圈”已经深刻影响着中国CCER的市场预期和碳基金的投资走向。它代表决策层希望引导高质量的CCER，避免闸门一开再度供需失衡。同时它们也是中国“双碳”目标路线图上的优先关切——可再生能源是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林业是最典型的陆地碳汇项目，并且密切关系到中国一直坚持的森林蓄积量目标，而甲烷利用涉及到中国广大的农牧业基底、并且直指天然气行业的清洁发展。
除此之外，CCER作为一种多功能的金融资产的属性也在得到加强。2021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行业标准《环境权益融资工具》（JR/T 0228-2021）开始实施。包括CCER在内的环境权益资产在金融市场上的操作被纳入标准化轨道。今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行业标准《碳金融产品》（JR/T 0244-2022），明确了典型碳金融产品的实施流程。相比碳配额，碳信用所具有的金融属性更强、能够支持更多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流通。如果碳金融市场更活跃、产品更丰富，将有利于把更多资金被引入碳排放投资，也会对碳排放权的一级市场产生正反馈。紧锣密鼓出台标准，是金融行业在为CCER“复出”加紧做准备。
重启的考题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似乎万事俱备。但还有一些挑战比五年前更艰巨。
首先，是CCER的重头项目——可再生能源的处境已大不相同。现行CCER方法学包括减排额外性论证的要求，也就是需要确认项目的基准情景难以商业化或获得足够的投资收益，因而需要通过销售CCER帮助其具备商业可行性。但是，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从补贴时代进入平价上网时代，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行业自身已经能够保证其收益率。项目减排的额外性因此具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常规可再生能源项目不再是板上钉钉的CCER来源，大量拟建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供给的CCER体量，由此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在未来项目类型限定在林业、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三类的情况下，后续碳排放权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后，是否会出现CCER的短缺，造成新的供需失衡？
好在，今年2月上海市调低了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默认值；3月，生态环境部调低了全国电网排放因子数值。这种下调体现了能源体系碳排放总体下降的趋势。未来如果能形成对此类排放因子进行动态修正的机制，那么对CCER的需求也将维持合理的水平，对于供需失衡的隐忧，可得到缓解。
其次是碳排放数据的质量。2021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点名通报了一例碳排放数据的典型问题案例。2022年初，生态环境部又点名通报了四例。对于主要执行碳排放盘查、编制碳排放核查报告的第三方服务市场来说，这样的点名通报力度是比较罕见的。部分企业为了巩固业务，不惜为客户编造出有利的数据。这种现象与碳排放核算咨询服务的严酷价格竞争相互伴生。生态环境部为此专门发文要求清查，并直接开展了针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报告质量核查监督和帮扶专项行动，各工作组在位于10个重点城市的264家控排电力企业开展现场工作十天以上。由中央部委一杆子直插企业，数据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健全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碳排放报告的质量监督帮扶，将持续开展下去。全面查验过往两年数据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虽然目前直接暴露的数据质量问题，主要存在于排放核算，但发改委2017年所称的“个别项目不够规范”问题，其造假机理同样与此相关。数据体系的整肃，对未来CCER的项目质量管理同样具有正面意义。
除了以上两点，打通绿色电力和碳排放的价格机制，让两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成本体系，是不少能源企业的强烈呼声。电和碳两种原本紧密相关的市场要素，实践中却构成二重价格机制，在不同的市场上交易，并且价格彼此割裂。在有些行业的碳减排核算指南中，并不从企业外购电力数量中减除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电力。于是控排企业如果购买绿色电力，就相当于支付了额外成本，这必然非常阻碍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社会和经济体要为两个市场的分割运转进行制度安排，也是一笔高昂的成本。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CCER的靴子就快要落地了。在此前近11个月的等待中，对于未来CCER项目池的边界、形状，政策层一方面表现出充分的谨慎，一方面也形成了明确的引导。市场积极回应和捕捉着政策信号，围绕CCER的投融资活动已经在跃跃欲试甚至积极抢滩。虽然CCER签发的重启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其规则和价格已经被相关部门和市场玩家们勾勒出了基本轮廓。
时至今日，曾经淤积的CCER供给已经得到了显著消化，碳排放配额的发放已经积累了一个履约周期的经验，关于数据质量问题的雷霆之威已经宣示。CCER在全国统一碳市场时代即将面临新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它的归来都呼之欲出。
人们心照不宣、做好了准备，只待靴子落地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