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银行行长在公共场合表演独唱的场景肯定不是常见的场面。不过，在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AfDB）年会结束时，活力四射的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博士（Dr Akinwumi Adesina）为观众演唱了约翰尼·纳什（Johnny Nash）1972年的一首经典歌曲。他对5月23日至27日来到加纳阿克拉参加会议的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成员和观察员们唱到：“这将是一个光明、光明、阳光灿烂的日子（It’s gonna be a bright, bright, sunshiny day）。”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非洲开发银行的首次线下年会，虽然阿德西纳的表演可能是为了激起人们乐观和希望的情绪，但这首歌的标志性歌词也指向了该行关注的焦点：太阳、天气和气候。
在“实现气候韧性和公平能源转型”的主题下，这些会议为非洲各国政府和主要利益攸关方提供了一次机会，讨论非洲大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它们也是一次识别当前行动中的差距和挑战、获得急需的气候融资的机会。今年将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是2016年以来气候大会首次在非洲召开，气候行动是非洲开发银行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事项。
但是，非洲开发银行在气候变化方面是否真的有新作为来映衬年会所体现出来的乐观？
错位的乐观主义
阿德西纳和他的高层团队对去年联合国气候谈判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Glasgow Climate Pact）持积极态度。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做出了三项新的承诺：提供15亿美元以保护刚果盆地，为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提供3.56亿美元，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提供4.13亿美元新的资金支持。然而，并非所有非洲国家的人都持这种乐观态度，许多人对滞后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表示失望。格拉斯哥会议的主要挫折之一就是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其长期承诺，即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帮助脆弱国家，而这些脆弱国家大多数都位于非洲大陆。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这笔资金目前每年仍存在缺口，比承诺的1000亿美元少了约200亿。
缺少资金并不是因为受援国缺乏雄心壮志：55个非洲国家中有53个签署并批准了《巴黎协定》，并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以表明它们采取气候行动的意愿。此外，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在年会期间发布的最新《非洲经济展望》（African Economic Outlook）报告，到2030年，非洲大陆将需要1.3万亿至1.6万亿美元来履行气候承诺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到2050年，整个非洲大陆每年单是与气候适应相关的支出就可能达到500亿美元。然而，非洲获得的资金仅占全球气候资金的3%。简言之，非洲国家在绿色发展和气候韧性上需要更多的资金。而迄今为止（包括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建立的框架和机制远远不够。因此，非洲开发银行的角色十分重要。
非洲开发银行应如何行动
从我们的团队在阿克拉与非洲开发银行代表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讨论和观察来看，该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包含三个关键要素。我们认为，在沙姆沙伊赫大会（COP27）之前，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
首先，非洲开发银行可以在筹集新的非洲气候融资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总的来说，新的创新融资机制——为绿色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提供优惠贷款——更为关键。例如，我们的分析表明，尼日利亚平均每年需要535亿至7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包括为气候行动提供资金。非洲开发银行在筹资和最大限度降低非洲各国绿色基础设施新债务的成本和风险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一种选择是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在年会的边会活动中进行了讨论。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并由其成员使用的国际储备资产，其价值和一篮子货币挂钩：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成员国之间分配特别提款权，各国可以将其兑换为自由使用的货币。特别提款权是成员国资金流动性的重要潜在来源。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最近分配的价值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只有7%分配给了非洲。
包括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Addo）在内的几位非洲领导人都支持将特别提款权给到非洲开发银行，包括该行的气候项目。由于非洲大陆吸引的全球私营部门气候融资不到3%，动员私人融资，包括发行绿色债券至关重要。非洲开发银行称，如果将特别提款权给到该行，他们可以撬动至少四倍于初始资本的资金。
其次，非洲开发银行热衷于强调与其它跨非洲倡议和议程的关系，如2018年为促进非洲大陆的绿色产业而成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AfCFTA）。重要的是认识到并加强非洲国家在发展当地环境产品（如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方面的机会，并将其作为提高整个非洲大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以及减少进口依赖、增加非洲内部贸易的一个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展当地制造业的这种需求尤为明显。尽管目前尚不清楚非洲开发银行是否有推动这一进程的机制，但该行可以设计新的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最后，非洲开发银行非常明确地表示有兴趣在国家层面和集体层面支持非洲国家，以便创造和激励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环境，同时实现所谓的“公平转型”。尽管非洲大陆将寻求发展可再生能源，但阿德西纳行长强调，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与天然气相结合，以保障能源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Agenda 2063）和碳中和的情况下。
然而，我们认为，即使在最近的《非洲经济展望》中，对满足《2063年议程》所需能源的估计仍不清楚，而且很可能被低估。也就是说，非洲开发银行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方面大举推进新的举措。在年会上，它展示了其在启动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加纳的一个太阳能项目提供资金，以及支持埃及在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启动一项以非洲能源转型为重心的倡议。
强化伙伴关系
虽然非洲开发银行的年会上充斥着高质量的分析、想法、倡议，甚至还有歌舞表演，但有一个关键角色——中国却基本上没有参与进来。
中国是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与该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5年，其中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Africa Growing Together Fund）就是这一关系最实际的成果。然而，在阿克拉会议上，中国代表受国内持续的防疫措施限制，只能以线上方式参会。但是，中国可能会对我们上面概述的非洲开发银行的三个议程产生巨大影响。2021年11月，中国承诺向非洲转借价值1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几项创新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中国也是非洲能源融资的主要来源。2008年至2020年间，非洲大陆接受了中国政策性银行20%的能源融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非洲开发银行有机会与中国就可行的气候融资，围绕非洲国家的所想所需进行协调。它还可以利用与中国的联系，为中国利益相关者设计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参与非洲国家的建设，包括让中国公司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和与环境相关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6月13日，非洲开发银行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部（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Department）主管丹尼尔·施罗斯（Daniel Schroth）宣布，该行正在寻求中国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希望这代表着该进程的开端。
非洲大陆正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对供应链和财政挑战的持续影响、俄乌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制裁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此时非洲本土解决方案和更强的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阿克拉举行的年会上，阿德西纳行长及其领导层表明，非洲主导的机构准备加倍努力，了解非洲的需求，并集体表达这些需求。在非洲人在准备今年晚些时候的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之际，非洲各级官员绝不能忘记自己在加强与不同发展伙伴（特别是中国）之间合作关系中的角色。通过我们自己的领导塑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我们可以见证非洲大陆气候行动和气候韧性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