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所在。从2013年该倡议首次提出一直到2022年的十年间，能源部门在每年签署的投资和建设协议中都占大头。直到最近，这些投资还以化石燃料项目为主。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生怕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会重蹈中国排放密集型发展的覆辙，担心在这个全世界开始意识到可再生能源转型紧迫性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加严重依赖化石燃料。
在202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不再支持新建海外煤电项目，并表示中国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能源”的支持。
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的数据表明，这个承诺或能落实。今年上半年，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投资及签约量占中国海外能源参与的近41%，而2022年和2021年全年这一数字分别为26%和15%。今年上半年太阳能和风能项目建设合同数量有所增加，带动这两大领域的参与度较2022年上半年也略有增长。煤炭项目投资为零，天然气和石油项目各占约22%。
超 40%
今年上半年宣布的“一带一路”能源项目中，风能和太阳能项目数量占比。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能源总投资已降至“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境外能源项目新增贷款数量首次为零的一年。
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举办三场高级别论坛，其中一场将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发展”问题。迈入第二个十年，“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兑现2021年做出的“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绿色能源的承诺？前方的道路上又会遇到怎样的机遇和阻碍？
艰难转型
在习近平主席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之前的几年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煤电项目成为引发争议和不满的热点问题。肯尼亚拉穆煤电站、土耳其胡努特鲁煤电项目、印度尼西亚瑟罗坎巴望燃煤电厂和巴基斯坦瓜达尔煤电厂等项目因存在排放影响、未能与当地社区充分磋商、以及可能造成环境风险而饱受诟病。
但2021年之后，其中许多项目被取消。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简称CREA）即将发布的分析显示，2021年9月之后，共有36座总装机近36吉瓦的煤电站被取消，但仍有一些项目投入建设，尤其是服务于工业设施的“自用”煤电厂。CREA称，目前还有19.2吉瓦尚未获得许可或融资的拟建煤电项目应该被取消，并且还有10个已获得许可或已签署融资协议、但尚未进入建设的煤电项目“应该转向可再生能源”。
CREA主管南迪克什·斯瓦林伽姆（Nandikesh Sivalingam）解释说：“项目建设需确保遵守合同，但现在基础设施还没开始实际建设，那就还有对合同重新谈判，改成可再生能源的可能。”
“一带一路”沿线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扩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沈威博士解释称，负债水平高企和贷款利率上升增加了项目风险，影响了投资者情绪。此外，他还认为中国机构往往不够灵活，对不断变化的海外投资环境反应迟钝。
具体而言，沈威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境外能源投资企业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样，以东道国主权担保这种融资和建设模式为主，而是需要在寻求融资和与非本国伙伴合作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目前，私营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远好于大型国有企业。因此，我们看到来自中国以及欧美，甚至是阿联酋、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合作开展了许多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例如，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能建国际集团、葛洲坝集团与南非当地合作伙伴组成的联营体与法国电力新能源公司（EDF）签署了南非乌莫115兆瓦光伏项目的建设合同。
但融资并非唯一的障碍。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最近的两份报告呼吁关注巴基斯坦和越南能源部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既得利益”。过去十年，这两个国家是中国海外能源投资最主要的两个目的地。作者指出，就巴基斯坦而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有兴趣保护煤电和矿业。此外，报告作者之一哈尼亚·埃塞德（Haneea Isaad）告诉中外对话，尽管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但巴基斯坦电力部门煤炭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不足，所以不太可能很快地改变对煤炭的兴趣。作者指出越南的煤电厂运营商和煤炭进口商都签署了长期的煤炭供应合同，因此也对煤炭转型缺乏兴趣。作者总结称，“加快绿色能源转型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型”。
另一条路
中国融资方和企业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推动加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转型，那就是帮助那些过去十年他们参与建设的煤电项目提前退役。
一个办法是为此类项目提供有条件的再融资，包括以电站提前退役为条件，提供较低利率的新贷款来偿还原始贷款，而这些电站的设计寿命通常是30到40年。由此释放的资本或部分低息贷款可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作为气候承诺和能源安全目标的一部分，各国正努力降低电力排放，而煤电站提前退役可以降低中国支持的电厂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
如果中国不参与进来，我们就寸步难行。哈尼亚·埃塞德, 绿色金融发展中心
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所长、巴基斯坦与越南报告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弗·内多皮尔（Christoph Nedopil）教授解释说：“中国资金方有大量可提前淘汰的电站，而这么做可以实现三赢：中国投资者通过联合投资可再生能源减少现有工厂的损失、提高投资回报；东道国经济得到发展；环境免遭破坏。”
另一种尤其适用于高主权债务国家的方法可能是“债务换气候”，即部分减免这些国家拖欠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债务或就还款条件重新进行谈判，以换取煤电资产的提前退役，或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内多皮尔解释说，还可以将这种方式的内容扩大，让中国企业参与（收益更高的）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协议。
“金融工具有很多，”埃塞德说。“但目前这都只是理论上的。据我所知，中国企业还没有参与这些倡议，可如果中国不参与进来，我们就寸步难行。”
太阳能之王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太阳能项目供应方，占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产量的80%以上。
尽管海外能源投资转向清洁能源的过程曲折复杂，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组件出口正在迅速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太阳能组件出口同比增长13%，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困境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虽然欧洲市场占上述出口的一半左右，但中外对话整理的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是中国太阳能组件需求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
伦敦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陈韵楠指出，国内经济产能过剩和溢出效应对“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第一个十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个十年也不会例外。随着中国转向可再生能源，及其太阳能和电池制造能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企业将寻求在海外开拓新的市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能源转型的参与具有复杂性和演变性。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困难的背景下，要实现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加强”对海外绿色能源支持的承诺，就需要有创新的解决方法，包括新型融资和新的国际伙伴关系。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本月召开。与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期待从此次高级别论坛上获得一些“一带一路”“绿色”新举措的线索。
感谢Yedan Li的数据帮助。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