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 简称IRENA)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Francesco La Camera）在COP28的高级别活动上宣布：“墨西哥在最后一分钟加入三倍可再生能源和两倍能效提升全球承诺，目前加入该承诺的国家已经达到118个。”此话一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令人意外的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领跑世界的中国，并没有加入IRENA的这个全球承诺。
IRENA提出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和能效提升目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光伏行业的领军企业对这个目标持什么看法？中国可以为实现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做什么贡献？中外专家和企业代表向中外对话表达了看法。
可再生能源全球目标：有望完成
IRENA倡导的三倍可再生能源全球目标出自其今年夏天发布的报告《2023世界能源转型展望》。报告呼吁，若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需要在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该目标是以2022年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基准线， 即从约3,400吉瓦增至2030年的11,000 吉瓦。
IRENA报告发布后的三个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G20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采纳了这一全球目标，并且提出加快减少终端未安装碳捕集和封存装置的煤电。中国同意了该宣言。
就在上个月，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明确表示支持G20宣言中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的目标，并计划 “从现在到2030年在2020年水平上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这句表述似乎暗示是以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为基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全球目标没有对每个国家“一碗水端平”——不是所有国家都要在2030年将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因为从全球来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快有慢。去年可再生能源装机量最大的四个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巴西和印度，而第一名的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大约是第二名美国的三倍。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以2020年为基准，还是以2022年为基准，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增至三倍似乎都不成问题。
中外对话采访的多位专家都对实现这一目标表示了了乐观。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杨富强博士告诉中外对话，如果以202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9.34亿千瓦为基准，那么三倍目标就是28亿千瓦左右，而根据他的测算，203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可以达到28亿到30亿千瓦。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博士在COP28边会上回答中外对话提问时也表示：“目前三倍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指全球目标，如果是中国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根据我们测算，建议只考虑非水可再生能源，如果按2022年的基准大概8亿千瓦，那么2030年增至三倍就应该达到24亿千瓦，经过努力有望实现。”
能源效提升目标：鞭打快牛
令人意外的是，可再生能源装机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和排名第四的印度，都没有签署IRENA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
究其原因，这个三倍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还“捆绑”了一个将全球能效提至两倍的目标。
能效提升意味着“能源强度”下降。按照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简称IEA）的测算，要实现全球能效提升至两倍的目标，全球能源强度需平均每年下降4%，这相当于2030年要在2022年的基础上下降约32%。
什么是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又称“单位 GDP 能耗”=能源消费总量➗ GDP，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 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费的能源数量。单位 GDP 能耗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
目前，在G20国家里，只有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和印尼实现了连续五年能源强度下降4%，其它16个国家均未实现。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教授认为，相较于三倍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二倍能效目标实现起来更有难度。
“IRENA的全球目标放在中国身上相当于是‘鞭打快牛’，基数越好的国家承受的压力反而越大。”滕飞说：“中国早已实现了能源强度年均4%的下降率。最近十年来，中国能源强度累计下降了26%。未来要维持这个速度并非易事。”
能源强度下降取决于GDP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首席分析员柳力（Lauri Myllyvirta）指出，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思路已经从过去倡导的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上限）“双控” ，转变为推动节能减排。
去年，中国受疫情影响，服务业和消费业等非能源密集型行业非常疲软，与此同时，能源消费比上年增长2.9%，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4.3%。这导致中国2022年能源强度与上年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仅下降了0.1%。
“尽管中国大规模地部署清洁能源，但在抑制能源需求增长方面收效甚微。这意味着中国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是相当有可能的，但实现能效目标难度很大。”柳力说。
Graphic – 13th Five Year on energy efficiency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永平教授认为，电气化是能源强度下降的重要路径，但产业结构转型才是根本，因为煤电等高耗能产业的存在可能导致整体能源强度的上升。
“去年发改委提出要把电气化率提高到30%，这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了，比一些发达国家目前的电气化率都要高。”他说。“中国沿海省份江浙沪的电气化率已经接近40%，而中西部大约在20% ，这也反映了中国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沿海省份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高耗能产业仍占较高比重。如果加快转变产业结构，能效提升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中国企业：机遇与挑战
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企业的发力。中外对话在COP28现场访问了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隆基。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中国企业如今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生产制造基地和销售办公室，最近三年的光伏组件销售量都排名全球首位。
隆基品牌总经理霍炎认为，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全球目标对其它可再生能源发展较缓慢国家是一个激励，而对于正处在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个数字还趋于保守。
“IRENA洞察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际趋势，目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发展迅速。”他说：“但是近五年来我们看到包括IRENA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对未来装机数量的预判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每年都预判少。”
霍炎告诉中外对话，从全球来看光伏市场需求旺盛。据隆基统计，今年装机数量在1吉瓦（GW）以上的国家，全球就有38个。
根据隆基和晶科（中国第二大光伏企业）提供的数据，仅这两家中国企业的硅片累计出货量已经达到490吉瓦（GW），接近全球光伏整体装机量的一半。
目前，中国的硅片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97%，全球80%的组件都是由中国供给的。对光伏组件需求最大的国家（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然而，近年来，欧盟先后出台了《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新电池法》，美国也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一方面加强供应链的本地化，一方面对中国光伏产品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俗称“双反”。
“欧美的产能和竞争力都不够，这样的做法，对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的目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障碍。潘家华说：“要消除障碍，就要开展一些对话，同时，中国企业必须要有这份担当，对全球目标做出承诺和贡献。”
“市场需求变化、区域政策阻挠，违反WTO原则受到处罚，所有企业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霍炎告诉中外对话：“企业只有做好ESG工作（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加强沟通来打消误解和偏见，气候变化面前，作为人类共同体，大家的工作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研究员塞西莉亚·施普林格（Cecilia Springer）认为，中国可以在全球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和两倍能效提升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她告诉中外对话，不久前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了许多新决议，包括绿色投资和金融伙伴关系（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e Partnership ， 简称GIFP）、创新的混合融资，以及支持处于早期阶段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她还注意到“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明显转变言辞，支持更环保、规模更小的项目。
“这些都展示了中国会努力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大力支持绿色和低碳发展。” 塞西莉亚说：“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措施是否会按照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全球目标所需的时间表来落实。”
潘家华认为，中国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全球目标将为世界起到示范作用。他告诉中外对话，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还有6亿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个月只有1000块人民币左右。既然中国能够做到，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到，发达国家更应该做到。
“中国现在光伏的发电成本不到一毛钱一度电，这对欧美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让它们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各自的可再生能源增至三倍的目标。”潘家华说。
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安装的成本，塞西莉亚认为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向发展中国家传授经验，帮助他们提高本国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
“ 有经验表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太阳能制造商主要是为最终用户（如美国）而不是其制造业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降低成本。塞西莉亚说：“我认为中国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保障当地利益、培训当地劳动力并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太阳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