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狭长的怒江河谷，关于要不要建电站，有无穷无尽的争论，使怒江大坝成为中国被讨论最多的环境议题。同时，更有数不清的谎言，令怒江处于重重迷雾之中，使之成为公众知晓真相最少的巨型工程。
我关心怒江，因为在它身上，附带着数十万人、许多大机构和这个国家的利益，交织着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争斗，也折射着当今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希望。2006年元旦，我赴怒江采访，想拨开迷雾，看到一个真实的怒江。去时，我带着两个人的照片。据说这两位是怒江50万百姓的代表，曾被官方带到北京参加一个水电开发座谈会。在会上，这两位代表说：“我们渴望建设这个电站，希望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此之前，代表50万怒江百姓说话的，是水电公司、部分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甚至用泪水来表达他们对怒江人民的同情，不，我没看到泪水，我看到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泪水的感人描述：“当我看到怒江人民那么贫困，我流泪了。”之类。他们代表怒江人民发言的结论是，必须救民于水火，必须解民于倒悬！因此，必须建大坝！
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公众，他们以何种方式得到了百姓的授权，来代表怒江人民发言。
他们从来不提自己才是建大坝的最大收益者，反而将自己描画成国家扶助和发展贫困地区的主要责任者。这也罢了，我们欢迎一个企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公布已往的“社会责任”业绩。
没有，他们没有公布。以目前不断披露的水电移民状况来看，要公布其“业绩”，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在修建大坝这样巨大的商业项目上，水电企业令人尊敬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有点靠不住的。老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必须自己站出来说话，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民主决策机制。
现在，当地政府终于让两个百姓来北京发言了。这是一个“进步”，虽然他们的发言一边倒地支持建大坝，但这起码是百姓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也有些疑惑，为什么在那个会议上，所有的发言者，那些官员、学者、水电公司工程师，都大名在列，为什么两个百姓，却没有名字呢？连他们来自哪县哪村都没有公布，他们唯一的头衔，是“怒江州农民代表”。这“代表”的身份为什么如此神秘？
幸好，我找到了他们在座谈会上的照片，也许我能在怒江的50万人中，找到他们。我想问问他们的，那是你们的真实想法吗？如果是真的，你们的想法能代表50万人吗？
我带着照片，沿着怒江河谷，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下去。人还没有找到，却有新的发现。在我采访的几个县30多位当地人中，80%以上的人不知道要有水电公司来拯救他们。知道要修大坝的几个人，是公司职员、公务员和村干部，但他们显然对当地政府和水电公司并不领情。在福贡县上帕镇，一位女性公务员对我说，修建大坝并不能改变坝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且将有大量移民不能得到很好安置。所谓‘怒江50万人民都在期盼建坝’的说法不真实，只是政府官员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官员们更重视自己任内GDP的增长和自己的政绩考核，“他们希望建坝能直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帮助他们升官。”她说。
在两个“农民代表”参加的那个北京会议上，有位水电公司的负责人说：“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但在怒江人民中，我听到了对他所说的“民主化决策”的不同解释。一位村干部告诉我，2004年10月，村民自发组织开会讨论建坝移民补偿的事情，镇长知道后到现场阻拦，大骂村民们“开黑会”，并向村民下“死要求”：不同意建坝的不能说话，不同意就抓起来坐牢，搞电站时谁敢阻挠就对谁不客气，媒体采访时不准乱说。
这位村干部说，对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土地赔偿不合理，子孙后代怎么办。如果建坝，他们将无地可种，百姓靠土地生活，没了土地没法生存。前一段时间，有人来测量移民补偿土地面积，硬是没把田埂和地里岩石占的面积计算在内，村民们很气愤，但顾虑很多，害怕说不同意被抓去坐牢。
这就是那位水电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不过，不着急，我们继续找那两位被隐藏或是漠视了姓名的“农民代表”，也许他们得到了民主权利。
有人认出了他们的照片，我终于找到他们了！一位是欧姓村支书，他说我们怒江农民太苦了，一年才赚几百块，我们支持建电站。而就在这个村里，我采访了几户村民，没人认可他的话。我注意到，他代表贫困的怒江人民说话时，手里拿着一部新款的诺基亚手机，价值3600元，等于4个怒江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我问他：“如果建大坝，农民们失了土地，怎样谋生？”
他手一挥，说：“搞旅游啊。”
我说：“有人说，怒江建大坝，恰恰是破坏了怒江宝贵的旅游资源。”在前几天的采访中，一位当地最有影响的旅游公司经理告诉我，建坝的话，将是对怒江旅游业的沉重打击。
这位“农民代表”说：“怒江上建起12个大坝，那是多么好的一道风景线啊。大家来看大坝吧。”
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位姬姓“农民代表”，她也是一位村干部。她对我说的，与在北京会议上讲的很不一样：“建坝绝对不能损坏百姓的切身利益啊，建坝将我们的田地占用了，国家必须给我们合适的补偿，在会上，我是很想把这个问题好好讲一讲，但给我们的时间很少，刚想讲一讲，就被主持人打断了。”
她的一位朋友，傈僳族的普先生坐在我们身边，这时插话说：“我就不明白了，你建你的电站，我种我的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建电站挣的钱归国家了，归开发水电的老板了，让农民拿什么致富？这个问题我始终也没有想明白。在一次镇政府召开的搬迁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问题，镇里的领导答不出来，其中一位副书记还说：这也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他们也没什么主意。”
我问那位“农民代表”：“你怎么看你朋友的话？”
“他说得很对嘛。”她笑道。
至此，尽管怒江上的谎言没有完全揭开，尽管我仍然没有看到真实的怒江，但是，这番调查至少让我知道，怒江峡谷里的迷雾到底有多厚。
刘鉴强，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