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的相对较晚，其大部分效果在过去四十年中才显现出来。它对中国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影响，发生得肯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而且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随着政治越来越稳定，大规模的发展、生产、消费、运输和废物处理已经改变了中国。
就像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化在中国也已经分出了赢家和输家，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加剧的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和同样境遇下的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口一样，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从1953年到2001年翻了一番，达到13亿，城市人口则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达到近5亿。1990年以来，家庭数量平均每年增长3.5%。根据中国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1年的十年中间，汽油的消费量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92%，钢铁143%，铜189%，铝则增长了380%。公路、铁路和空中交通网的规模扩大了许多倍，水、能源和食品需求也直线上升。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话来说，“（中国）就好像在几十年之内实现了欧洲、俄罗斯以及南北美洲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总和”。
毫不奇怪，这样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尽管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移民的不断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也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于政府对汽车制造业的鼓励，以及未来的汽车使用量远远超出了道路系统的承载能力，交通成了一个突出的难题。中国城市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前景在英国已经发生过了，因此才使得火车和自行车受到青睐，在伦敦中心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人力车。
对淡水的需求可能在不断增长，但怪异的天气却没有提高供水量，广东等省近来的降水量锐减了40%，涉及1.1亿人。随着地下含水层的枯竭和新灌溉系统的建设，地下水位一再下降，特别是在华北，黄河一年中只有几天才有水流入大海。
另外还有一个长期的因素。全球变暖使中国重要的水源之一冰川不断缩小，到本世纪末可能会完全消失。地球对太阳射线的反射能力减小，从而加快变暖。只要跟气候有关，中国科学院的预测都十分令人沮丧。他们指出新的降水分布模式就是在某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减少，在其他地区反而增加。中国现在已经确信无疑地制定了关于修建运河网络、实施南水北调的计划。
能源需求的增长也带来了一连串的环境问题。中国的高污染煤炭储量很大，而且仍要依赖它们。但中国对其他化石燃料的进口大大增加，并且大力投资替代能源。比如，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球床实验核反应堆正在建设当中，另外还有三十个反应堆待建。尽管不是总能成功，但中国一直在努力地提高能效。中国人还动用人力和资金在全世界寻求资源，从北极的斯瓦尔巴德，到巴西、墨西哥，再到津巴布韦和安哥拉，还有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
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中国的膳食结构，但也造成了环境影响。膳食结构整体性的变化趋势是从粮食到肉食——不像过去那样光有猪肉，还有牛肉、羊肉和鸡肉。从1978年到2001年，肉蛋奶的人均消费量翻了四番。这意味着土地利用的变化，对杀虫剂和化肥的依赖增加，农业浪费也会更大，另外还需要更多的粮食储备，这是中国的国内粮食生产无法满足的。世界粮食价格已经受到影响，未来很可能会更高。
这些变化的渐进式影响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球环境上显现出来。国际上对中国一项抱怨就是排入大气的污染物，特别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碳。但是，作为一个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危害的国家（中国科学院指明了这一点），尽管还没有正式加入京都议定书，但中国政府已经在竭尽全力地进行减排，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生产的能效。前几年，中国的排放绝对值和人均值都有所下降，但现在又开始上升，并且很可能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头号污染制造者——美国。
另一项全球性环境影响是沙尘暴。它们在华北的危害最大，但也扩散到了日本、夏威夷，甚至美国西海岸。中国的土壤退化和流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邻国。另外，尽管中国政府近来已经减少林木采伐，但中国的木材需求很大，并且不断增长，中国是主要的木材进口国，而一些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显然是非法采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已经全面地阐释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外来物种进出口的影响，这些内容都和中国直接相关。
中国的技术实验很容易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改变农作物基因的实验以及核领域的纳米技术等，这也会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不管怎样，技术的前景是无限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里斯爵士认为，无论出于疏忽、犯罪还是其他因素，我们的文明能活过本世纪末的可能性不超过50%。
对于这堆可怕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比谁都要清楚。在过去的15年里，作为独立组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成员，我亲眼目睹了中国领导层对环境关注的加强以及所付出的努力，他们不仅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而且转变环境观念，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这是中美两国政府最大的区别所在。
中国转变环境观念，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衡量标准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而且误导性很强的）GDP/GNP衡量机制。中国历届政府强调的都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它的框架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自由市场在内部发挥作用。
这些思想在2005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表达得十分清楚。当时，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强调，为了实现全面和谐社会的压倒性目标，必须采取“新发展模式”或者“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实践“绿色清洁增长”或者“绿色GDP”的理念。这意味着产生了变化的显现以及隐性代价的产生，并且将人的福利，而不是生产力放在优先地位。世界银行和其他地方在不断探究这些理念。
中国在环境上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转变。去年6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题为《中国环境保护1996-2005》的白皮书，详细列举了相关立法、工业污染的防止和控制、水问题的处理措施、重新造林与节约，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团体和行动的情况。白皮书也承认问题十分严重，国家的环境形势仍然“严峻”。这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问题确实仍然严峻。
有人老生常谈地强调经济增长，还有人强调更好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的法律法规上也存在问题。这里的价格结构常常是反常的。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人认为获得水源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水应该是基本免费的。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根本无心注意用水问题、避免浪费。据计算，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的价格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的十分之一，人们又怎么回有心思来节约它呢？城市里的人常常有足够的钱付更多的水费，从而赢得了用水的优先权，但实际上其他人可能更需要用水。现在，这些开始改变了。
有很多原因让我们满怀期望。作为一个工业化世界里的后来者，中国有机会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的自信正在逐渐恢复，世界的势力均衡也在因此而改变。最近的突出例子就是中国边缘地位的结束。当然，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一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根据高盛公司的计算，1825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40%，到2025年，这个比例可望得到恢复。
在中国，环境代价可能很高，甚至难以应付。但是，中国政府显然很清楚风险和威胁有多大，而且比他们的批评者更清楚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中国，更是为了拯救这惟一的地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正是这一行动中的先锋。在技术上，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其他地方从中国学到的，将和中国从其他地方学到的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