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们谈到能源“安全”时，担心的是西方的能源供应的保障；但是，当他们谈及气候变化时，却更多地从全球性的视点出发，担心的不仅是西方，还有整个地球。然而，这两个挑战相互关联，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对策。
那些担心能源安全的人害怕欧洲过于依赖俄罗斯和中东的油气，也害怕围绕确保新供应源的竞争导致冲突。俄罗斯利用它的能源政策对高加索和中亚邻国施加影响，这种做法有个术语——“大博弈”，另外一个词汇——“争夺非洲”，指的是在非洲，西方和中国围绕石油投资展开的竞争。
那些担心气候变化的人也同样关注冲突和安全。但冲突更多存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而不是主要国家之间。英国前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苏丹的达尔富尔冲突实际上就是一场气候变化触发的冲突。她说，“这是一场游牧和定居人群之间的斗争，为的是争夺由于气候变化而变得稀缺的资源”。她还警告说，在非洲以及中东的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冲突。
但是，在稀缺资源的处理上，为什么人们只是争夺而不能合作呢？上述两个方面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既是机遇、又是危险。人们面临着共同的风险——耗尽石油、地球变暖，这只会促进共同的行动而不是冲突。
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风险并不在于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而在于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引起的产油国及其地区间的动荡。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已经扭曲了产油国的地区和社会。
石油支柱国家虚弱而且（或者）独裁，这是很典型的情况。在一些国家，像伊拉克、车臣、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等，石油管道被炸毁、石油工人被绑架，走私、贿赂泛滥，石油收入（无论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被用来资助暴力活动。
“大博弈”和“争夺非洲”等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这种动荡。外部大国都支持着不同的派别。
达尔富尔的情形可能是一样的。就气候变化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冲突的起因。苏丹政府支持贾贾威德（Janjaweed）民兵，它未能成功地制止冲突，也不同意进行有效的国际干预，这些同样是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和伊拉克、俄罗斯一样，苏丹是一个虚弱而独裁的国家，政府机构依靠石油收入维持。为了获取石油及其收入，西方和中国在苏丹国内也展开竞争，使得冲突进一步加剧。
研究表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是一个与暴力冲突相关的重要因素。然而，并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资源稀缺或者自然灾害和冲突有什么关系，它们既可以带来合作，也会引起冲突。但是，暴力和国家对石油租金的依赖之间的联系，却是证据确凿的。
石油依赖国其实就是“食利者”国家。政府活动在财政上并不依赖税收，因此不必和国民签订社会契约。相反，石油租金是通过一个“庇护网”来分配的。
每当石油价格高腾时，俄罗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就靠各种手段的组合维持下去的，其中包括庇护、镇压和民族主义（经常是反西方的鼓吹）。但是，当可得的收入不足以应对围绕石油租金的竞争时，产油国往往就会陷入因竞争而产生的派别冲突，这种竞争常常是跨国的、网络化的。比如，在高加索地区，由石油商人、企业经理、安全部门以及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网络是能源租金重要的流通渠道，他们在车臣等地引发地区冲突，同时又操纵着与外部石油利益的关系。
每个团体或国家都有确保资源的单边性责任，而不会顾及别人。这种主权观点可能有些老套，但是，无论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的局面，还是其他围绕稀缺资源的、气候引发的冲突的局面，全都以此为前提。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由于一个地方的事件会通过无数种方式影响到其他地方，这种单边性方式必将弄巧成拙。无论谁企图单方面地保证能源供应，注定要适得其反，只会加剧冲突的扩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解决能源短缺、气候变化以及暴力冲突的方法都必须考虑到这三重挑战的相互依存关系，都必须引入全球性的合作。解决办法不仅仅在于减轻西方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要形成市场。如果想采取单边努力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比如通过减少对特定石油产品的依赖，则会增加产油国的动荡风险，寻求共同对策来解决气候变化的前景也会遭到破坏。它将加速国家的崩溃。
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提到了使非洲摆脱石油依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让产油国摆脱对石油租金的依赖。产业多元化可以减轻产油国的石油依赖，但大多数国家做不到，因为原本应该用于产业多元化的投资，全都流到了寻租者的派别庇护网中。
要解决这个问题，石油收入的透明度和公众讨论至关重要，它们必须得到外部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另外，所有社区和个人的能源供应都应该确保能源安全，而不只是西方。
要减轻消费者和生产者对石油以及其他二氧化碳排放燃料的依赖，必须在全球合作的框架内推进合法国家的建设。换句话说，尽管需要大量的科学知识，但拯救地球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关系到我们人类如何管理自身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