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比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将近20年中保持8%到10%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仅仅13年中，完成从主要石油输出国到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的转变，并预期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经济的空前扩张给气候带来了重大危机。人们开始害怕中国，不仅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还因为随之而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欧洲和中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而又彼此联系的挑战。二者都对能源安全感到忧虑，特别是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日益依赖；二者都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感到忧虑；二者都希望在不损害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气候的稳定。欧洲已经吸取了教训：与使用“硬”力量争夺稀有资源相比，走“软”力量的道路——合作——是一条更好的路线。如今，中国正在尝试这两条道路，而无论中国决定采取哪一条路线都将对世界产生强烈影响。硬的方法很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而软一些的路线则能够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带来巨大的改善和发展。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及其飞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中国走软力量的道路。
事实是，欧洲不能独自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做出回应。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里，因此欧洲必须与中国建立一份约定，保证中国拥有一份平等的利益。
中国的选择至关重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的中国将会给欧洲的投资和贸易带来更高的回报，这对保证欧洲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金安全非常关键。全球在稳定及最终减少排放方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其基础设施需求的决策。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的14%，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中国正在迅速调用资金，从而为新的、清洁的能源技术推向成熟提供了一条最快捷的路线。通过共同努力，欧洲和中国能够大大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使全世界其他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都能负担得起。
对于在能源和气候安全上进行合作来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利益相关是二者拥有的最佳机遇。二者都在努力实现一个基于合作和法规的系统，而不受单独一方力量的控制。在战略上，欧盟有兴趣与中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以反映其共同利益：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日益依赖的关注；推进能效技术、可再生技术和新技术的目标；以及建立煤技术标准的共同兴趣。为了与中国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欧洲需要使中国能够参与到共同面对的困境的两个方面中来，并抛弃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过分担心而产生的广泛忧虑。
我们并不缺少资金、技术或政策，在今后二十年里，现有的能源系统中还有很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投资和政治资本需要联系在一起，而在能效领域的联系应该首当其冲。欧洲和中国都有其国家能效目标；二者都希望减少能源需求，并享有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二者都在艰难地执行着。共同努力提高能效并想出有效的办法，这将为二者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例如，统一欧盟和中国的能效产品标准——并降低相关关税——是一个切实的开端，双方都将对此感兴趣。廉价高效的中国设备为欧洲带来了能源和气候安全利益，实际上这压倒了任何可能存在的以降低关税为中心的 “竞争力”问题。
同样，相比于对清洁技术知识产权（IPR）的过分保护，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保证能源与气候安全有更大的兴趣。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心阻碍了欧盟与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煤和节能。然而在中国和印度，很多欧洲公司已经成功地把知识产权当作其商业和政府关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如果最终目标明确，就能够实现风险和回报的战略平衡。根据每项技术及其发展阶段，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真真假假必须公开说明并具体分析。
如果中国和欧盟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加速双边技术合作，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将为气候制度的技术因素提供一个依据。例如，欧洲和中国共同努力，为燃煤电力创造一个新的、碳中性的全球标准，就能赢得一切。我们知道，实现这些的技术触手可及；关键的是欧洲和中国要共同努力来推动其实施——而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2005年中国和欧洲达成了协议，合作进行碳捕获和储存的开发与现实论证，这是一项使煤气候友善的关键技术。尽管工厂本身能否建成还不确定，但是之前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来实施该项目的第一阶段。欧洲已经声明，它计划建立10到12个小规模试验项目。根据一份关于如何分摊建筑和工厂运营成本的协议，其中至少3个项目将在中国实施。
相互依存及合作潜力超出了能源本身。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气候安全在很多方面已经危如累卵。中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评估指出，除非排放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二者都将在农业、水、极端事件和生态服务方面受到影响，破坏稳定。当欧洲修正其共同农业政策和欧盟总体预算的时候，它应该首先考虑中国对粮食稳定供应的需求。当中国建造新的大型建筑的时候，应该确保这些建筑能够适应更加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并实现碳的低排放或零排放。
处理能源和气候安全问题需要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它能够以一种全面的、理性的方式进行管理。关键因素是发展跨部决策机构，对风险和机遇进行评估。然而，确保在局部和区域执行对中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各种治理结构都需要强化，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新的发展，以管理智能基础设施、高效运输系统、低能量需求建筑、清洁煤、可再生能源、节能、需求侧管理、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通过共同努力，欧洲和中国能够提高企业和投资者对于这些地区长期市场机遇的信心。例如，通过利用中国观察家和顾问来帮助其实现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德国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真正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人们应该接受并利用这一点。中国为人所知是因其实用主义与雄心，而欧洲则因其改革创新和生活质量。聚焦于能源和气候安全的共同目标，这种联盟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赋予全人类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詹妮弗·摩根是E3G（第三代环保主义）气候变化项目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