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的尴尬地位
输出绿色技术一向被认为是解决全球化时代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由马德里俱乐部和联合国基金会提交给八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价值100亿美元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大大减少。
与此美好设想相反的是，目前世界上关于绿色技术转让的争端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自说自话：前者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用了地球绝大部分资源，同时排放了大部分污染物，因此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帮助他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另一方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求无偿使用高科技，却拒不采取措施治理污染。
这种不会产生任何结论的长期争执，导致绿色技术本身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欧盟一直以来在环保方面声音响亮，但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欧盟“自利”的新手段。原因很简单，欧盟绿色技术本就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欧盟一直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但却不断出台新的商品环保标准，大量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因此在对欧盟出口上频频受挫，那么在这些国家和欧盟之间，绿色技术必然会变成一种无奈的壁垒，从而引发矛盾。
在美国，虽然类似的争论不那么激烈，但实际情况更糟，绿色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替代更广泛环保方案的挡箭牌。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诺顿说，布什政府长期以来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就是“拒绝强制减排目标，赞同推动技术进步的自愿行动，承认温室气体从增长到削减的转变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说，环境恶化并不可怕，只要未来能研制出新技术来解决就行了。对绿色技术的期待成了现在破坏环境的借口，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绿色技术无法在这个需要它的世界上发挥作用，说明问题的根源并非在于技术本身。
我们时代的技术伦理
关于国际技术合作的争论仍在继续，而与此同时全球变暖的脚步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这种误解和争执的升级，不但体现了国家自身利益的存在，也暗示了双方对技术的理解都存在问题。
21世纪的人类社会虽然技术更发达、更强大，但与此形成悖论的是，环境危机、核战争、疾病传染等威胁却使得全体人类毁灭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对此，患了严重“技术依赖症”的人们越发迷信技术，仿佛技术进步是人类自救的唯一法门。对技术转让的强调便与此有关。但问题是，靠技术进步能够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吗？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目下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技术空前发达，否则人类不可能这么有效率地破坏家园、蹂躏地球，从而把自己置于毁灭的边缘。事实上大多数危机正是由快速发展的技术造成的：如对化石原料的广泛应用，极大的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农田开垦机械化在中国北方大大提高了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海上航行和捕捞技术的发展使得鲸鱼濒临灭绝；利用高科技修建的超大型水坝改变了周围数十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等。
不仅如此，技术发展也从未遵照过人类的伦理规则。越是环境污染，治理污染的技术就越有市场，其中潜藏的经济伦理危机不言而喻。此外，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也危及到人类伦理底线。环保专家曾批评说，所谓的“生物燃料”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当上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挣扎在死亡线上时，却把成千上万吨粮食作为燃料烧掉，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技术发展不平衡到这种程度——可以轻易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存性需要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享受性需要，说明我们时代的技术伦理是倒置的。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对技术的信心和依赖使得很多环境污染的始作俑者能够把解决的责任推给未来。如布什政府一向的环保政策就是片面依靠技术发展，拒绝在政治和商业上做出改变。他们开出了一剂虚幻的处方，以使现实中的“病毒”能够被暂时容忍。虽然，人类不是完全没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环境治理和能源替代，但把人类社会即将崩溃的风险，寄希望于一种不确定的技术来解决，这实在不具有什么说服力。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技术哲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起来的时代，这种生活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技术的态度：对技术的信仰和对技术的恐惧。前者让我们听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对每一次技术革新的欢呼；后者则让我们想起好莱坞数量庞大的、以机器人统治地球为主题的影视作品。
两种对待技术的态度都是人类在面对超越自己力量之上事物的自然反应。不过，尽管这两种态度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其一致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甚至确信，人类已经或即将处于技术的全面控制之中。
人与自然的分离使人们把科技看作一个可以自我决定、自我发展的系统，他们自有一套人类无法控制的内部逻辑，所以才会有摩尔定律等关于科技发展速度的预测产生。这无疑会使人类陷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风险中。但一波波的技术变革看起来仍无可避免，而现实中技术发展的后果也越来越难测算。
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新的技术，更需要新的技术哲学。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控制技术的成长方向，以及如何在人类自身的内耗中避免坐视技术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上的恶果。
而技术哲学的转向也意味着一些实际工作的必要性。尽管技术引进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但正如前文所述，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这种技术落后的借口掩盖了许多事实真相。所以更应建立的是全球技术合作系统，即技术应用及合作应有组织、规划和法律可以遵循，同时更全面地评价新技术应用是否会带来新的环境灾难，以及人类联合来解决技术失控的问题。
为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球技术伦理委员会，在应用大型新技术之前，对其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进行评估；同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需要象WTO一样制定“强制转让”和“强制许可”的条例，最大限度发挥绿色技术的效用。类似的行动，应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现实世界中牺牲长远利益获取眼前利益的事情不断发生。
唐昊，男，生于１９７４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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