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新工业革命的浪尖，新工业革命的驱动力是对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的重视。针对这一新的现实，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开始调整在贸易、金融和生产计划方面的决策。不过真正推动这种决策调整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此展望关乎向低碳未来转型所带来的潜在经济与政治利益——而不是耗费。
中国与欧盟合起来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0%，占全球排放量的30%。他们的共同利益为今后25年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二者的联合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可产生规模效益并将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气候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的成本。通过共同合作，中国和欧盟会真正成为全球向“低碳”转型的“引擎”。
这表示一切不能照旧了。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到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增加55% 以上。而能源的需求与消耗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的迹象。过去八年间，石油价格增长了5倍，2007年10月的价格，扣除物价因素达到了1979年的最高点。廉价烃的时代现在可能终结了。等待世界石油产量达到最大生产能力，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至少20年的液态燃料极度短缺。对供应不足的担忧正在迫使资金投向非传统化石燃料来源，而相关能源耗费巨大并且伴随大量的 CO2 排放。
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令人担忧，它同时表明决策者和平民所面临的风险、弱势和选择的范围。据斯特恩报告估计，可避免的由不作为而产生的成本占每年 GDP 的 5% 到 20%。如果一切照旧，那么预计到本世纪末气温将急剧升高 4–7oC。由于气候敏感度问题比先前预计的严重，决策者们应担负起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责任，尽可能将温度升高控制在 2oC 范围内。换言之，全球 CO2 排放量需要在今后20年达到峰值，到 2050年减少50% 以上。对于像欧盟成员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大约到本世纪中叶实质上发展为零碳经济，而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到本世纪末前应顺利跟进。
中国所作的选择举足轻重。中国就基础设施需要和消费模式而作出的当前决定，将对全球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将可行的减排率保持到可持续发展水平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目前的CO2 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19%，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27%。初步估计2006年中国位居CO2 排放国名单之首，排放量超过美国8%。然而，如果按照人均碳排放水平考察，欧盟的平均值是中国的3倍，美国的平均值则是中国的6倍。
正如 2007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所阐明的，中国以科学发展为基础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抱负，与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侧重于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移升至全球价值链的理想也是一致的。近期研究显示，200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每1000美元中，中国仅获利386美元。确保中国获得相当大的低碳经济份额，对于应对中国国内排放量的增长至关重要，并且能够激励中国在2012年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和欧盟要合作？
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和依存。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日益成为欧盟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双边贸易逆差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中国制造”的产品增值中的大部分都累积到欧洲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鞋价值的50 – 80% 都返还给了负责设计和市场销售的欧洲公司。作为跨国一体化生产供货链，零部件往往在一国制造，运至其他国家最终组装。这表示弄清谁是产品的经济利益获得者，以及谁应承担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排放的责任，并非易事。
在中国投资有助于欧盟公司进入低成本产品市场而保持竞争性。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意味着欧洲消费者支付较低的价格。在中国直接投资 (FDI) 的回报率一直在增长：2003年是8%，而欧洲资本在其他国家的平均回报率为6%。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随着欧洲劳工总数缩减，对于欧洲经济来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估计在30年之后，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欧洲人的工资可能要降低16–40%。
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到 2030 年，双方 80% 的石油供应都会依赖进口。资源需求驱使资本投入政治上不稳定的和脆弱的地区，改变中亚、中东和非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因而，确保安全供给和资源丰富地区的稳定，对两个地区都有重大利害关系。他们还需要应对日益破坏食物、饮水和人类安全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尤指超越国界线，包括高度分享战略利益的地区，例如中亚和东非。这两大经济实体都需要从根本上改进他们的适应能力，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降低过度开采重要资源与贫困移民之间资源冲突的风险。中国和欧盟还都制定了非常相近并艰巨的能源政策，以便通过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增强能源保障。据估计，到 2012 年，欧盟可能会购买中国生产的 77% 的碳信用额，以满足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要求。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充分利用双方相互依存的机会是势在必行的，以此来获得实现双赢的解决办法，即不仅带来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还要生产共享的能源和气候安全公共产品。此合作的推动力来自共同的机遇，以及对双边贸易所伴生的应共同承担的碳责任的认识。据估计，中国 40% 以上的 CO2 是在生产出口商品时排放的。欧洲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需要避免政治性不务实的言论，这些言论只会助长人们因对中国竞争力不切实际的恐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此类人民党主义将破坏欧洲民众对中欧合作的支持，而这种合作是长期保护其能源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
中国市场的规模——及其相应的清洁能源需求——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可以促进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中国与欧盟的合力能够大幅度降低低碳技术和气候适应性工具的成本，可以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提供这些技术和工具。欧盟认同应加强与中国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的合作，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其在引领全球的战略目标方面已经成熟。
避免锁定在碳密集型投资中
在今后25年，全球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22万亿美元。仅中国便需要3万7千亿美元。投资的形式将有助于确定一代人能源使用和CO2 排放的模式。在中国的电力部门，中国对煤的依赖与扩建速度一样是众所周知的。据估计到2030年，将新增发电能力为126万兆瓦的发电站，其中70%为燃煤电站。而鲜为人知的是，同一时期欧洲也将新增发电能力为85万兆瓦的发电站，以取代老电厂并满足增长的需求。两个地区应共同承担责任，确保计划投建的发电站不会使全球陷于“高碳未来”的困境。
用传统技术建设这些发电装置会立即增加排放量，同时也减少了将来转换到轻污染能源的机会。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引进现有先进的技术，例如能效和能源可再生技术，并尽快实施。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范围将提高价格，但欧洲和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消除供应链瓶颈，建立集成供应链用以支持积极的供应扩展并降低成本。即便应用这些方案，中国仍会增加其煤使用量。加强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可以降低整个煤燃料链环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从采煤到电力和热能的利用效率。欧洲还应在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方面增强与中国合作，真正建立一种共同伙伴关系，以加速实现中国和欧洲的商业化。
中国的建筑业正处于繁荣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在建的新住房量将等于欧盟 15 国现今住房量的总和。中国现有的建筑规范，若能得到有效执行，将产生巨大的能效收益。如果能够引进欧盟的最佳方法，将会节约更多资源。同样在欧盟，即将启动的执行最佳方法的方案将带来重要的改进，据估计可以在低成本或零成本的情况下，节约超过 20% 的能源。欧洲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广泛采用现有的近零能耗住房技术，并大规模推广此技术，在此行业内为开发更物美价廉的技术而合作。
在中国和欧盟，用于运输的燃料耗费速度在加快，平均来说将超过所有其他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的递增速度。需求增大兼之以本国资源减少，扩大了激励人们减少耗费石油的趋势。中国汽车中的 80% 是合资企业制造的，很多是欧盟合伙人，因此双方有机会合作，在巨大的联合市场上共同推出更高的排放标准。同样，在低碳和可持续液态运输燃料的研究方面，也存在共同开发和部署的机遇——例如，围绕新一代生物燃料进行的研究。
引领技术竞争
中国和欧盟都已经确定优先开发新型、高效而低碳的技术，其范围包括，进一步改进建筑物和车辆，分别应用创新动力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高级材料。然而，取得这些进展仍然代价昂贵、困难且具有不确定性。将积极的技术革新和传播设定为政策目标，需要创造性地平衡对革新者或投资商两方面的激励，同时又迫切需要以可承担的价格最大程度取得气候技术，以避免技术锁定。
要建立必要的应用框架，能源和气候政策需要包含对创新和普及的激励机制。应改革现有的对无益于低碳技术的低效率技术的补助金制度。研发投资需要有其他政策来进行补助，以便开辟和扩大市场并促进大规模利用低碳技术。规范、价格和公共采购策略等因素产生的市场拉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技术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沿着创新链条加速发展，并通常会得到具体机制的促进。
推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实用而有效的发明激励机制，一直以来都进展缓慢。尽管在中国和欧盟，一直在推行活动方案，但如何最好地利用现有成果，大规模地提高经济转型的影响，仍然存在疑问。往往支持全国冠军或保护本地地市场的要求，成为了生产方案风险共担、研究成果汇聚和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合并的拦路虎。中国和欧洲两地区为合作创新而分配的许多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现今真正的机遇出现了，双方可以采用技术合作的新模式来降低成本并加速发展。这就要求作为低碳技术创新和普及的激励框架的一部分，以清晰而稳定的方式建立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执法能力之间的联系。欧洲可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便与中国共同享有公众支持的低碳技术，例如，如果市场改革能够为企业在能效和服务领域实现迅速的市场扩张。
通过贸易和投资获取利益
斯特恩报告指出，投入低碳经济的国际资金流规模需要有变革性的增长。中国和欧盟可以选择双赢的举措，通过建立新的市场激励机制来扩大低碳贸易和投资，以同时捕获“碳”和经济增长。这两个市场的绝对规模意味着欧盟—中国的贸易议程将影响全球市场，并进一步刺激双边贸易机会或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机会。此举措还有助于平衡欧盟和中国企业关于快速转向低碳技术的竞争重点。
然而，这要求消除低碳贸易中对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及投资壁垒。在为低碳产品制定共同的并利于执行的技术标准方面，双方应增强合作，这比减少关税更易于实现且更有重大意义，并能影响贸易和投资模式。扩展与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排相关的服务贸易（例如建筑设计、能效管理），可以为欧盟国家的公司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中国也能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中国指定的“低碳经济区” 可测试革新的政策，并可从欧洲的大力支持中获益。。
规划途径
本报告简要介绍了几种选择，可协助中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权益人规划向“低碳未来”转型的途径。
1. 构建“低碳经济区”，在中国构建两个低碳经济区：一个位于经济比较繁荣的东部地区，一个位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比较大胆的举措。这些低碳经济区将成为政策推进“低碳未来”所必要的经济转型的试验地。低碳经济区侧重于吸引对研发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这与中国领导者期望从简单加工组装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低碳经济区对于中国的下一次工业革命可能就像深圳对目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并且成为有活力的低碳经济的强大示范区。欧盟与中国在能源和气候方面的合作将着重在此区域进行，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示大型低碳经济的转型是切实可行的。
2. 制定能效商品的国际标准，这将为如中国和欧盟这样的主要商品生产者带来益处，例如在“生态化设计指令”下，欧盟将很快为主要的用能产品设定更为严格的能效标准。中国和欧盟可以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为能效和低碳商品设定强制标准，这会促进双方市场的发展。
3. 使煤成为可持续能源，由于未来中国和欧盟对于煤的依赖程度预计会增加，这将成为工作的重心。双方可以增强现有合作以制定一套协定的基准，并尝试提高能效和减少煤燃料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增强合作，将开发碳捕获和碳存储作为未来潜在的能源选择。
4. 欧盟–中国超能效建筑物研究平台，可以发展此平台，在这个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获取与中国合作技术和开发的机遇，并可以避免能源消耗锁定。
5. 制定欧盟–中国低碳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成立一个中国-欧盟联合工作组，开发促进高能效和低碳产品贸易的框架。可以将此作为制定潜在中国-欧盟低碳自由贸易协定范围的开端。此方案能够在全球建立先例，处理能够扩展至其他市场的“气候友好型”技术。
6. 开拓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业方法，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竞争的担忧，已引起人们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全球行业标准协定产生强烈兴趣。中国和欧盟可以从水泥行业开始发展出一个现代行业协定范本，这将有助于提高能效并减少排放。
7. 解决对可再生能源的全球供应限制，这有助于达到中国和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和相关成本方面的共同目标。双方可以建立一个高层次合作委员会，解决生产瓶颈并促进高级投资。
8. 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尤其是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而从不稳定地区进口，这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和欧盟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有 80% 的汽车是合资企业（其中有许多中国和欧洲合资企业）生产的，这样便为中国和欧盟提供了共同合作、通过协调能效和污染标准来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独特机遇。
9. 发展低碳投资体制，可以促进中国和欧盟致力于达到快速传播关键技术并确保本地商业竞争力的双重目标。这包括放宽中国对外来投资的限制来发展“碳金融”并增强技术合作。
10. 增强能效和低碳技术合作，中国和欧盟在此方面的合作可以从制定实际操作协定着手，解决围绕知识产权方面的低碳技术合作中的结构问题。可着眼于实际机制，例如条件或强制许可、合理使用权以及标准化准则，以便增强技术传播。其他的合作方案还包括在战略区域合并欧盟和中国的公共研发预算；利用现有供应链连结推动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设立中国-欧盟气候技术奖励基金，以便激励在能效和环境产品领域中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