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的未来看起来很严峻。经济结构和现有的发展模式都还停留在高能耗阶段，推动经济繁荣的是国际消费品市场的低档产品生产。同时，投资驱动的城市工业基础设施扩展和重工业投资高潮，支持着中国整体经济扩张的投入。结果，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根据许多权威的未来计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趋势还将持续。
中国已经饱受气候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化造成的，而美国正是世界累积碳排放的主要元凶。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中国注定要遭受巨大的气候影响。
19世纪以来世界的主要碳排放者是美国和欧洲，而下一个世纪的主要排放者则变成了中国。很明显，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就得不到解决。因此，问题在于什么能够推动中国在缓解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在，对低碳经济的全球关注日益增加，这给中国提供了赢得竞争力、国际声誉和环境效益的良机。如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或者无动于衷，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包括增长放慢和环境进一步衰退。
意识增强
变化的气候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此中国首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有详细的描绘，情况十分令人担忧。未来13年，中国的平均温度预计将升高1.3到2.1摄氏度。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中国许多地方的气温都将明显上升。尽管中国的降雨量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2%，而到2050年则增加7%，但这不会缓解北方长期的缺水，反而会加剧南方的洪涝问题。它也将使中国巨大而危害严重的旱涝灾害雪上加霜，给国家的发展潜力造成显著的影响。
其他的后果还有：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这将严重削弱食品安全；洪水、台风和海水侵蚀的威胁日益增加，受影响的是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等重要的经济区域。
考虑到中国不稳定的水源现状，喜马拉雅山区明显的温度上升尤其令人担忧。冰川产生大量的融水，在2030年到2050年溶解高峰到来之前增加了大规模洪水的风险。溶解高峰时，中国最大江河的干流量将会减小，并对大河沿岸的人类活动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一系列气候影响，其中许多将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甚至就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努力解决气候问题的积极推动者。《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强调，中国对解决全球变暖的积极贡献十分重要，并且敦促中国领导人开始把目前的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提高能效、开发替代能源。
中国崭露头角
中国主要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社会安定。在近10%的增长持续三十年之后，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中国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仍然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每天的生活费不满2美元的有8亿人，不到1美元的有1.35亿人，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然而，发展要求增长，增长的动力是能源。尽管我们无法否认中国的发展需要能源，但问题是如何用一种能效更高的方式来发展，更多地依靠可再生能源来发展。
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改革时期的能源强度。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能源需求的两倍，令人惊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能效起点水平很低。改革之前，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国有重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属于高能耗型，经济效益低下。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匮乏，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是错位的。改革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戏剧性的提高，在家庭的层次上也产生了现金盈余，这部分盈余一般被投入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中去，就是乡镇企业。在八九十年代，这些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把中国的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变成轻工业，用相对较低的能源投入获得了较高的经济产出。
但是，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持续了20年的低能源强度趋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包括市场和资源的流动和国有银行中的资本积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使得中国的生产基地朝向全球市场开放，进行低廉的的消费品生产，从而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内累积了更多利润。这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化的速度，钢材、水泥、铝材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商品的需求猛增。由于金融体系中大量廉价资本的存在，投资转而流向重工业。很快，能源需求一飞冲天。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了50%。
结果，每一种可能的能源现在都被完全开发，而新的发电能力也在尽快增加。这意味着常规粉煤技术在西部大行其道，这种技术的煤电转化效率比精密技术要低得多。到2012年，全世界将要新建燃煤电站近1，000座，其中有一半都在中国。这些电站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目前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量的四倍之多。
改变视角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高能耗型的。随着市场定价机制的加强和扭曲性补贴的减少，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已经有所提高，但中国整体经济的能源强度仍然比日本高10倍左右，比经合组织国家高5倍，甚至比印度还高3倍。换句话说，在全球能源价格越来越高的未来，中国还有非常广阔的竞争力提高空间。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发展视角，找到产业结构的回归道路，对中国这样劳动力丰富而资源匮乏的经济来说，这个结构是最理想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政策，增加高能耗生产的成本，如将碳和空气污染与税收相联系。这些政策还能提高中国工业的能效，因为它的单位产出所用能源要比国际上的竞争者多50%。
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仍然很低。但是随着国家日益富强，消费领域的能源需求越来越大。在中国东部的大城市里，消费和交通开始消耗更多的能源，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大关，但这样的人仍然相对较少。然而，中国能源消费真正的长远挑战正在于此。
中国现在必须投资建成一个社会，它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能源使用，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这一点都越来越重要。高能效住房和交通投资的回报是巨大的，中国仍然站在做出正确抉择的位置上，正在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
瑞典的瀑布能源公司（Vattenfall）和麦肯锡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有很多低成本的方法可以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同时，大部分触手可及的果实（即回报良好的投资行为）已经摆在发展中国家的手边。
有无数原因促使中国在抵制气候变化的斗争中采取积极姿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找到脱离滑向恶劣环境深渊的出路，同时又能获得竞争力和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