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4岁的张侨勇第一次看到长江。他在加拿大长大，当时是陪同祖父沿着三峡进行一次“告别之旅”，这片奇景马上就要被淹没在世界最大的大坝工程之下了。正是这次经历，奠定了电影《沿江而上》的基础。它是三月份在伦敦举办的人权观察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之一。
我问张侨勇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他说：“我们登上停靠的游轮时，电影里的军乐队就在那里，当时演奏的是《胜利之歌》。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拍这个电影。”
张侨勇说服旅游公司同意他在船上拍一部纪录片，他将这部片子描述成“一部《高斯福德庄园》式的电影”。这个类比，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高斯福德庄园》是罗伯特·奥尔特曼拍摄于2001年的一部凶杀悬疑片，其中将建筑的楼层和社会的阶级交织错杂在一起。《沿江而上》则以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为主线，其中心则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工程项目。然而，类比并非到此为止。张侨勇从经济学维度细致地描述了沿长江而下的旅程，以及大坝工程的社会意义，但他说还要努力展现“大坝背后人的面孔”。
电影最主要的两张面孔就是余水和陈波宇，他们是游轮上两个年轻工作人员。16岁的余水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她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四川丰都长江岸边的一个非法窝棚区长大。19岁的陈波宇是个城市孩子，家境比余水要好。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反映了中国年轻人的重要方面：陈波宇充满信心且注意力短暂，他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独生子女“小皇帝”这一代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游轮管理层的斗争，以及他对卡拉OK的热爱。同时，余水则在学习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做一个女人、如何做一个消费者。
进步、变化和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两个少年主人公的身上，这些也是整个电影的中心。在影片的某一点，张侨勇的旁白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诗：“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句诗写于1956年，当时三峡工程还只是一个梦想，但今天它已经变成让将近200万人口移民的现实。
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电影中唯一不变的东西。张侨勇1997年第一次到中国，带着“这个文化比较保守的观点”，他现在觉得这种故国之思很天真。面对着重庆，这个人口超过3千万的世界最大的市，张侨勇充满敬畏。“就仿佛电影《银翼杀手》里的场景，降临在这个霓虹如海的城市，”他说。“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前进，所谓的保守根本就不存在。”
张侨勇摄
然而，在张侨勇对进步历程的描述里，流露出丝丝的悲哀。在他钻研和制作《沿江而上》的四年里，这位电影人曾经无数次沿着即将消失的三峡上上下下，进行着几乎毫无二致的旅行。但是，随着对长江的记忆被日渐升高的江水湮没，唯一改变的东西就是语言。“还是同一艘船，”他说，“唯一变化的东西就是人们描述事物的语言：他们谈到长江所用的时态发生了改变，如此而已。对我来说，却仿佛是经历了某种时空穿越，恍如隔世。”
如果说《沿江而上》是一部关于进步的影片，同时它也是关于牺牲的。船上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居民常常面临着“小家”和“大家”之间的抉择（小家就是他们热爱的家园和生活，因为大坝工程而失去；大家则是国家和它的经济发展）。在电影的内核里，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2007年9月，中国官方首次承认三峡大坝已经在该地区引起了无数生态问题。《中国日报》的报道中说这些问题包括“更频繁的滑坡和污染”，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会发生一场环境‘灾难’”。那么，张侨勇同意这个评价吗？“我知道大坝能带来很多好处，”他说，但是在亲眼目睹了工程情况之后，他发现“从社会和环境影响来说，弊大于利”。
张侨勇接触了很多人。有因为污染而收获越来越少的渔民；也有深感愤怒的居民，他们在抗议那些在大坝移民安置中胡作非为的腐败地方官员。然而，这部影片不单纯是报告文学式的，张侨勇说他开始抓住某些“戏剧性和电影性”的东西。“它真的是在发掘人类情感，然后又可以拓展到激发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讨论。”
张侨勇之所以能成功地捕捉到主人公之间如此自然而融洽的交流，途径之一可能就是他所受过的梅式表演技法训练。这部纪录片是一部最好的“直接电影”，极富冲击且感人至深，不仅生动地描述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而且用敏锐的视角反映了中国家庭生活。《沿江而上》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放映，令著名的中国环保人士印象深刻，他们其中一些人早在20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始批评三峡大坝了。
然而，电影对它的主人公们有什么影响呢？在拍摄期间，张侨勇成了余水的“编外家人”，他说余水受影片的影响很深。“她告诉我通过观看影片，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命运和宿命，她决定离开游轮，回高中念书。”
但是，余水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张侨勇说他也不知道。当然，三峡也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三峡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关于进步与牺牲，惊心动魄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