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经过德克萨斯州石油人士的多年游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美国原油进口实行配额制。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为抵挡外国原油而设置障碍的主意，现在看来真是荒唐可笑。由于燃料短缺迫在眉睫，尼克松于1973年春季放弃了配额制。
然而，支持配额制的诸多理由并不新鲜。保护国内产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石油人士称：美国需要在产能上投资，以防国外供应被切断。
如今，美国的乙醇产业所从事的活动如出一辙。关于能源安全的谈论颇多，生产商得到每加仑54每分的进口关税保护。在欧盟，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所谓的环境影响上，不过结果是相似的：该产业也得到了关税的保护，而且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正在讨论进一步的进口限制。
食品价格飙升，油价在2008年4月底达到每桶近120美元，此双重危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些政策不能再维持下去。
但是很清楚，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食品价格和燃料价格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这种认识致使一些环保组织——其中有些组织，如“地球之友”，仅在几年前还是生物燃料的最大吹鼓手——敦促政策制定者制止生物燃料的发展。
以英国首相布朗为首的一些政治家，对上述关注作出了回应，呼吁反思生物燃料政策。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生物燃料满足10%的燃料需求，美国的目标是到2022年在燃料消费中有360亿加仑的“可再生”燃料，现在看来有点儿悬。
可是，停止生物燃料的扩张并不能一了百了。120美元的油价，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翻了一倍，脆弱的世界经济实在不能添加这样一个问题，而放弃生物燃料则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高油价标志着供求关系非常紧张。政策制定者可以帮助抑制需求：美国新的汽车燃料经济性标准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效果可能一般。更高的燃油税效果可能更好：美国共和党拟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呼吁在夏季暂停征收联邦石油税，完全是南辕北辙。
不过，改变需求格局需要时间，在世界习惯于能源价格水平永远上升的同时，需要有额外的供给。
去年，生物燃料为世界油料供给贡献了约1.3％：贡献比例很小，但高于石油生产者卡特尔欧佩克早期成员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在未来几年，生物燃料对油料供应增加额的贡献预计会大得多。如果失去了这种贡献，供求关系将更为紧张，油价将更高。
削减生物燃料的产量，结果将使食品通货膨胀更加恶化：油价上升推高肥料和运输价格，而肥料和运输属于农业成本最大构成的一部分。
支持生物燃料也不是，不支持生物燃料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似乎左右为难。
然而，支持纤维素乙醇的虔诚声明实际上纯粹是一厢情愿，还没有任何地方进行大规模生产。有很多企业和政府支持的研发正在进行当中，但即使是纤维素乙醇的支持者，他们估计获得商业生存能力可能得五年时间。挖苦者称，要一直等下去。
巴西乙醇并非万全之策，但能有所帮助——而且，在适当的支持下，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也可以通过不必与食品供应竞争的方式发展生物燃料产业。
这一大胆的倡议无疑失败了，能源独立的所有努力注定要面临失败的命运。如果食品和燃料危机中能有一件好事的话，那就是认识到这一现实。
本文作者为《金融时报》的能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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