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来自中国和加利佛尼亚的清洁技术领袖们齐集旧金山，讨论并发起了一系列能源和环境合作。
大概没有哪个伙伴关系比这个更紧迫了。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5%，仅次于美国，而据预测十年内其消费量将翻番，成为头号消费国。另一方面，加利佛尼亚拥有占美国八分之一的人口和规模巨大的经济，同时也是各州清洁技术和环境政策的领头羊，它表明经济发展和节能降耗能够携手并进、相得益彰。
现有关系
中国专家们尤其急于了解加州在能效方面的成就。设在加州的中国能源小组是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一部分，它最近的一个项目表明，良好的设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决心把注意力放在水泥工业上，因为它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而且能效很低。”中国能源小组创立者兼组长马克·列文说。列文和他的研究团队相信他们的计划能够大幅度减少中国水泥产业的排放，而它的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产量过半。
这个项目的中心是一个“基准工具”，它能够让“水泥厂商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表现来作为他或她的工厂的基准，也能评价改进工厂业绩的途径。”项目的第二个关键内容是，即使不采用替代生产过程中碳化钙的办法来解决能源问题，也能够大大地较少排放。
列文的小组和中国的关键研究与管理机构——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建立了联系，上个月他们在中国对其工具进行了乙级测试。“我们下一项工作就是在水泥产业广泛推行这个工具，我们认为能够做到，当然，这也需要中国方面的大量帮助。”列文说。
中国能源小组创立于1988年，从那时起，列文就开始与周大地密切合作。周大地当时是一位年轻的能效专家，后来成为温家宝总理的能源问题顾问，并任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周大地在上个月的旧金山会议上描述了他对中国能源利用的“个人目标”：从2005年到2010年能源强度降低20%；从2020年到2030年在能效上占据全球领先地位；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其中的第一项目标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官方政策，周大地在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的影响和他与温总理的密切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周大地的个人目标和崇高地位是某种迹象，我们就可以认为，北京的决策者们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步子将走得越来越豪迈。
“我们必须在系统改变上做大量工作，”周大地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建筑物、城市规划和工业部门的改进……我们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队伍。”他还抱着一个强烈的观点：管理中国的能源消费是等式的一个主要部分，他概述了“不仅是个人选择，还有社会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让中国人民“通过学习和科学分析，真正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发展模式”。
今年11月，绿色能源会议将在上海和北京再次举办，中国和加州的组织者们期望届时能够涌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项目。根据列文的说法，下次会议的议题将按照“产业与风险资本、政策和教育三个领域来划分，我们期待每个领域都能出现行动，甚至还期待每个次领域也出现行动。”
加州的政治意愿
中国的能源专家们目前正忙着广泛结交加州的政策、科学和产业界人士，目的是就从交通堵塞到太阳能再到公共事业管理的各类问题进行交涉。今年旧金山和北京会议的目标就是扩展这些现有的伙伴关系，并且鼓励新的联系。
加州和中国伙伴接触，有两个主要动因：一个是因为对美国联邦政府在气候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失望，另一个则是加州的空气正越来越多地承受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污染的影响。该州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在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上的领袖地位，并且为其颇具影响且规模巨大的清洁技术产业倍感自豪。
2005年，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在访问北京的时候，把气候和能源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短短几个月后，权力显赫的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和能源委员会，再加上公用事业企业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和江苏省签订了一个合同，并且和上海市政府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加州将为中国的政府管理及公用事业企业的相关人员提供培训。
施瓦辛格盛赞加州—江苏协定将成为“未来中美能源合作的范本”，同时江苏省自身也被国家发改委誉为中国国内的模范。
从加州的能效经验中学到的某些东西将被证明对中国很有裨益，比如：建筑物和设备能效标准的重要性；不依靠高耗能也能使公用事业盈利的所谓“去耦”；以及其他需求方管理技术。这些和其它工具使得加州的人均能源消费在三十年中保持不变，而同时美国全国的消费量都在上升。
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的负责人江林（音）也盛赞了加州更广泛的贡献，包括“清洁能源政策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当地培养能力和制度”来实施这些政策。
加快步伐
加州政府迈出的步子创造出了一个宜人的政治气候，带有象征意义，但中国和加州清洁能源合作的大部分都是双方NGO、企业和大学的工作。如果硅谷的企业在不断变绿的中国看到了巨大的利益，许多设在加州的NGO和大学都在寻找机会扩大其国际影响。正如列文所说的，对他的小组和其它组织来说，避开官方、与产业界携手确实非常有利：“在非正式的基础上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由此我们能够搞定一切。”
今年新成立的NGO中美绿色能源委员会就是一个类似的组织，其最初目标是为了与亚洲协会一起发起并组织四月的旧金山会议，长期目标之一则是激励加州在中国的清洁技术投资活动。Cleantech Group是一个追踪并鼓励清洁技术投资的组织，它指出，2007年对北美清洁技术产业的投资上升了38%，达到39亿美元，其中近一半都在加州。迄今，硅谷的风险资本家们在中国清洁技术热潮中的投资相对来说寥寥无几，但谷内人士指出他们已经开始发动起来。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国能源与交通中心的努力更具学术色彩。该中心的目的是分享“加州经验”和“新的构想”，并且已经开始促进中国和加州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研究题目包括中国拼车和汽车用燃料加氢站的潜力等。
在另一个项目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哈里森·弗雷克教授为首的环境设计专家，和青岛市政府及中国建设部合作，共同研究“典型超级街区的替代品”，大部分城市居民目前都住在这样的社区里。弗雷克说今年他们还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开始另一项合作，以“通过全系统方法”在中国推动“交通导向型开发”。
更大规模的学术交流也在运作之中。一项提议中的“10+10计划”即将正式启动，届时加州大学的十所分校将和中国的十座大学展开学术交流。加州大学总校的国际战略开发部主任格蕾琴·卡隆吉认为围绕清洁能源、气候研究和运输事务的研究课题“绝对重要”，并将发挥作用，她本人正是“10+10”项目的积极推动者。
在非营利部门，设在旧金山的能源基金会设有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它负责从美国输送美元基金，资助在中国的可持续运输、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以及电力公共事业活动。该项目负责人江林说，基金会仅在2007年就向“中国能源研究领域大多数的顶尖智囊机构和大学”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能源政策专家”提供了超过1800万美元资金。
艰难险阻
建立能源基金会，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加州交流之间的一个主要限制：金钱。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限制是落实。按照弗雷克教授的说法，中国方面的政治意愿之强是“顶级的”，但中国“将负责全面落实的官僚们却是中级的，他们都对风险非常反感。”
能源基金会的江林指出，“缺乏能够理解中国和加州政策背景的娴熟技术和政策专业人员”是一个限制，对双方都有影响。列文同意这个说法，他还指出了其它合作中的类似障碍：“我们不了解彼此，不了解双方现有的技术能力，也缺乏摸索两者如何契合的能力。”
在与中国伙伴的密切合作中，加州的风险资本家们和清洁技术企业面临着属于它们的挑战。硅谷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风险投资公司的斯科特·桑德尔提出了一个共同关心的关切：清洁技术公司把知识产权放在中国，它们可能会得不到良好的保护。
无论如何，加州不可能在能源消费问题上提供全部的解答。列文指出“在整个运输和土地利用规划领域”，加州的模式是在大量私家车的基础上发展出庞大的郊区住宅区，要避开这种并不适合的模式，中国要么自己摸索，要么向其它地方学习。另外，加州重工业的相对缺乏以及整体气候的温和等其它因素，也可能决定它解决能源问题的方案和中国有所不同。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中国和加州之间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范围和影响都在持续发展。11月份北京清洁能源会议的组织者们希望能够迈出坚定的步伐，通过商业合同、政策行动和交流项目等形式，加强这些合作努力。尽管更加急需的中美联合行动的短期前景仍然黯淡，但是，加州和它的中国伙伴已经在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