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化上升到政府和（一些）企业的议事日程之中，它也逐渐走入了公众的视野。实际上，由于这些问题普遍被认为是发生在“别处”，关于气候变化的公众讨论将其作为一个全球环境问题而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2009年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下一轮谈判日益临近，人们把公众看成一个关键角色，不仅是在推动政府行动方面，还有在家门口的层面推动草根行动的开展。
然而，公众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显然不是普遍性的，特别是在亚洲。西方媒体常常把“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间派讨论中的意见代表，放在一起来提，似乎二者毫无区别。但是，这一对大家认定的伙伴实际上差别甚远，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公众参与这方面。中国一党制和印度“好无最好、差无最差”的民主制度下，投票公众和公民社会的角色截然不同。在印度，其民主机制在环境政策和态度的塑造中给了公众、特别是公众意见一个关键地位。中国龙的哥本哈根之路只有在政府表态的情况下才可以捉摸，而要评估印度象的气候政策路径，我们就必须开始注意这个在国际气候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公众的理解和讨论。
印度的公民社会十分活跃，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争辩和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电子媒体的普及率很低，印度的印刷媒体最为发达，这些媒体大部分都是私营的，控制在单个家族或企业手中。这些发行机构极大控制了信息的流向，为公众讨论定下了基调，不仅仅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07年，尼尔森调查公司的一次调查显示，有70%的印度识字者都把报纸作为气候变化的基本信息来源。报纸的讨论和报道影响着公众的理解和认识，而那些读了报纸的人又通过投票和更广泛的公众施压运动来影响政府，如2007年11月的新德里气候大游行。·
在过去的六年中，印度报纸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在不断提高，这是1980年代以后气候问题遭到长期在该国遭到长期忽视后的一次回潮。历史上，印度政府和报纸曾经一直沿着英迪拉·甘地的路线前进，她在1972年宣称：“环境不可能在贫困状态下得到改善。”印度代表团在气候峰会上一贯主张的立场，用一位官员的话说就是：“如果发达国家当年也像发展中国家一样排放的话，那今天世界上就不存在气候变化问题了。”
然而，2002年以来，印度报纸开始越来越关注气候政治，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从2002年到2005年增加了280%。与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不同，印度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已经一致同意把它当作一个无可置疑的科学现象。这些报纸用触目惊心的科学细节来报道迅速发展的危险气候变化，经常会引用学术杂志上的专门报告来向读者说明前方的困境。报纸关注的焦点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威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印度的：在2002年到2007年中的气候变化文章中，有75%认为印度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另外，报纸对这些威胁的关注集中在对印度人民自身的影响上，而不是对工业或绝对增长的影响。上述75%的文章中，有三分之二与季风变化、喜马拉雅冰川退缩或耕地减少有关。在报纸上出现了一种观点，即气候变化将给印度带来灾难性的环境变化，印度人民将深受其害。
对全球变暖的恐怖气氛点燃了对气候政治的公众参与热情。由于这个威胁以及潜在的人道灾难，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了谁应该负责的问题上。从报纸上可以看到，人们从过去找到了答案。从2002年到2007年6月的文章中，有76.3%认为发达国家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引伸一下，报纸又指出它们也应该为印度遭到的威胁负责。《印度时报》的一篇文章十分典型，其中说道：“北方的居民要负主要责任……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超过资源的消费（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关于气候政策，印度报纸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印度不是气候变化的制造者，却受到了它的威胁。相应的，对于气候变化可能采取的行动，讨论则集中在两个观点上：要么“北方”行动起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要么“北方”为全球的减缓努力付账。就像大卫·惠勒、凯文·乌摩尔和罗宾·克拉夫特今年6月在“中外对话”发表的《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一文中所指出的，印度报纸认为“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容忍其经济为（北方）造成的问题买单”。
适应的情况与此类似。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占29%，几乎所有文章都认为环境威胁使得关键的适应行动在印度正当化，它们指出发达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机制对这些适应行动进行资金支持。除了对国际行动持怀疑态度外，印度报纸还对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没有任何大型适应基金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它们认为适应行动的缺乏证明了北方的所有盟国只关心对其有利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减缓比适应更好。
实际上，报纸上许多对气候变化的讨论的用词带有明显的后殖民色彩：“南方和北方”、“发达和发展中”、“我们和他们”。和许多国家大众媒体一样，印度报纸给气候讨论赋予了一种国家色彩。比如，对于美国的气候立场，报纸压倒性地持负面观点（82%），认为发达的美国在气候变化上裹足不前，美国缺乏报纸所界定的减缓行动，反过来进一步损害了印度的利益。相形之下，对于其它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报纸的讨论则发生了完全（100%）的移情。随着气候把“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放在了同一条对抗发达国家的战壕里”，某种南方的团结被创造出来。后殖民主义式的辞令把气候变化变成了一种“碳殖民主义”，这种说法来自著名的新德里NGO“科学与环境中心”。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国际事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从南北的角度来被审视的，这与尼赫鲁总统在印度独立之初所提出的很相像。印度象似乎从来都不会遗忘。
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反应或印度的反应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还有两个不同的社会定义：自治的政府和活跃的市民社会。这非常重要。印度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就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公众论坛，其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气候变化被看作以前南北剥削的延伸，就像一位记者所说的：“北方没有把它的烂摊子收拾干净。”
随着12月波兰波兹南的谈判进入倒计时，哥本哈根谈判也将越来越近，人们会再次要求中国和印度把对西方在国际气候政策上的愤怒放在一边。中国有可能坐下来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印度并不会轻易忘记，仍会坚持历史中心性的立场。我们仍然要关注这头印度象是否会忘记，或者它是否应该忘记。
作者简介：西蒙·彼列特，牛津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在2007年作者在印度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更多信息请与作者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