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施碳捕获与封存（CCS），中国需要、同时也拥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和充足的存储空间。尽管如此，广泛及时的应用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高昂的资金成本，另一个是目前碳捕获所需的巨大能源。二者相互关联，减少能源损耗就会让CCS的总成本下降。
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者爱德华·鲁宾的研究，目前对一个新建的后燃燃煤电厂来说，能源损耗在成本中的比例高达31%，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电厂的比例为16%。在中国，如果使用CCS，必须多烧25%的煤炭才能生产出同样多的电力。对于第一座CCS电厂来说，这个开价确实太高了，大家都在期待它最终降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目前碳减排所依赖的首选办法是提高能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其它低成本的方式，CCS仅仅被当做这些方式的补充而已。
技术进步有望大大降低能源消耗，而且现在有很多研发努力正在中国内外进行，目的就是找到更高效廉价的碳捕获方式。纵观风能和太阳能等其它新兴能源技术的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也有理由感到乐观。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和天然气发电机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装机容量则在不断增加。因此，研发和大规模的示范项目将有助于CCS成本的降低。
在专门领域，国际上领先于中国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地下地质工程、长期监控和检验，以及远距离二氧化碳运输基础设施。将近40年前，美国在德克萨斯州建立起第一个EOR项目，在这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经验，因此美国当仁不让地应该在中国的CCS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技术研发方面也可以进行国际合作，比如去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提出的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CCS研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的几个研究所以及中石化和华能集团的研究机构所进行的工作。中国企业，如华能集团核新奥集团也开发了煤炭液化技术，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合作。
国际社会还能为中国提供建议，建立一个确保CCS项目安全和效率的管理系统。最初的示范项目在选址、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和持续运转方面的表现至关重要，因为初始工作如果标准太低，就会让整个技术陷入困境，应用推广也会减速。
由于中国在该领域还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管理系统，早期的示范项目尤其需要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学习。欧盟和美国已经开始努力与中国分享其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做出卓越的贡献，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光辉典范。
但是，仅有知识分享是不够的。要在中国实现CCS产业的助动启动，必须增加资金支援。对任何单独的开发者来说，头几个大型示范项目注定是昂贵的和“危险的”，而且中国对于这个技术仍然存在广泛的疑惑。因此，要在中国建立多个最初的示范项目，试验不同的捕获技术和地质构造，国际资金援助至关重要，在这个碳紧缩的世界上，所有技术、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
对于CCS技术的应用和改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降低来说，来自中国政府和国际资源的切实融资至关重要。目前需要大力财政支持的主要领域有三个：第一个是建立大型的综合性项目来测试商业规模的技术、获取经验、弄清管理事项，以及培养人力资源。第二个是对海上盆地的碳封存能力进行研究，以满足缺乏陆上封存能力的东南沿海密集地区的需要。第三个是对中国主要的陆上冲积盆地进行详细 的地下地质评估，对现有的方法论去芜存菁，作出更加精确的估测。要让中国的CCS产业发展到也能够进行技术和专家出口的水平，还需要更深入的政策和经济驱 动，比如直接监管、碳税收和排放控制补贴等。
要减少碳足迹，中国需要包括CCS在内的广泛减缓措施。诚然，要在中国发展CCS，眼前 就有许多唾手可得的良机，但是这些机会是否能被把握住，就要看各国政府、国际机制以及企业之间合作努力的程度，是否能进行有效而迅速的融资、能力建设以及 技术和知识转移。这个合作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参与的各国，最终将是整个世界。
本文的全文早前由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表，题为《认清中国碳捕获与封存（CCS）的近期机遇》，作者包括：钱京京、乔治·佩里达斯、杰森·陈和丘月明、朱立奥·弗里德曼、李小春、魏宁、孙嗣敏、迈克·福勒、黛博拉·瑟里格松、刘悦、莎拉·佛波斯、张东杰和赵丽凤。这里是全文的摘要。
首页图片来自美国能源部的化石能源办公室
